理论解释是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史学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作者为此付出的艰苦努力令人赞叹。当然，全靠“拿来”既有理论也并非处处都能行得通，“专制”问题就是一例。如何提炼新的解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作者在《乐师》中对汉代孝廉同岁问题的研究就提供了另一种颇有启发性的思路。
在《“孝廉”同岁与汉末选官》一文中，作者通过细致考辨史料，挖掘出东汉察举制下存在孝廉“同年”相结的现象，发现当时因同年贡举会形成特殊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成为汉末世家大族谋求发展所利用的一种重要的资源。这一研究对大族崛起途径提出了精彩的新解。在分析的过程中，作者还提炼出“乡里”、“士林”与“官场”三个概念来观察帝国，显示出诱人的分析前景。可惜作者未多措意，没有开展后续研究。
[1]黄进兴对此做过分析，见《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2页。
[2]《尚书·金滕》。另案，《乐师》引此文，云“这‘金滕之书’，当然是由‘诸史’来书写和保藏的了。”（第36页）以“诸史”连读，似误。“诸”当为“之于”合读。
[3]《论语·阳货》。
[4]《史记·孔子世家》。
[5]同4。
[6]1,2马王堆帛书《要》。
[7]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
[8]《左传·僖公十一年》。
[9]《论语·为政》。
[10]周代史官所从事的职务，综合文献与铭文的记载，共约39种之多，依其职事的属性，可以分为文、馆、史、礼、天、武等六大类。参见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其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章”。
[11]参见沈文倬《略论宗周王官之学》，载《学术集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十、十二辑。
[12]参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13] Mircea Eliade. Shamanism.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 Trask. Bollingen Series LXXV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 pp.168-169.
[14] Gilbert Rouget. Music and Trance----A The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Music and Possessio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revised by Brunhilde Biebuyc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Introduction”,p xvii.
[15]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8页。
[16]如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理论”，见所著《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见所著《实践与反思》，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7]具体的说明亦见《乐师》，第232-233、234页。
[18]参Colin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37.
[19]详细的介绍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49页。
[2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9页。
[21]见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0页。
[22]他的看法见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6-72页。
[23]魁奈也将中国的政体归为“专制”。不过，他所说的“专制”与孟德斯鸠不同，含义近似于“君主制”。魁奈说“用专制一词来称呼中国政府，是因为中国的君主独掌国家大权。专制君主意指主管者或当权者，因此这个称呼可以用于执行法定绝对权力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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