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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向魏晋以后“品位分等”色彩明显的官阶制度演变时，作者引入了新的因素作为变化的动因，如他所指出的“随时光推移，汉代官僚逐渐成为支配阶级，在社会上扎下了根基，进而形成了官僚、地主与儒士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这时官僚们必然提出更多的权益要求，希望在规划等级制时给官僚个人以更多保障”（《品位》第40页）[17]，“始于东汉的士族崛起，在魏晋以降便造成了专制皇权的低落和官僚政治的萎靡”（《品位》第348页），认为官僚、地主与儒士三位一体的世家大族的出现，推动官阶制的变化。这种新的因素从史实看是有根据的，但从逻辑上分析，引入这一因素实际表达了作者基本前提的困境。这些世家大族用自己的努力推动了制度变化如果可靠的话，那么就不是所有行为均受到“制度”的制约。换言之，作者对制度变迁原因的分析如果正确的话，其强调制度制约行为的分析前提就应修订；反之，如果前提可靠，变化原因在逻辑上就难站住脚。分析的逻辑与论证间不无矛盾，设定的分析框架有改进的必要。
作者的研究触及到如何理解“制度”，制度与行为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样一类深层次的问题，他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但这种努力是可贵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要迈上新台阶，仍需要对这些问题做深入的思考。
第二，研究中不时出现的另一前提——帝国皇帝为专制君主，政体为专制政体，虽然绝大多数学者视为定论，实际也含有相当疑问。
这一前提涉及作者的另一些基本思考。作者认为官阶制度出自专制皇帝的设计，其变化则反映了皇帝与官僚关系的消长变动，双方关系及其走势构成了官僚政治的基本性格。他说“品级制度，是传统专制官僚政治内在特质的折射；历代品级制度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官僚政治的曲折变化”（《乐师》第115页）“官员等级制是官僚政治整体性格的投射，因而有关阶官制度的研讨，便为认识传统官僚政治的宏观发展和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乐师》第518页）。这些表述角度、措词或有不同，但要点是一致的。作者相信官阶制度的变化应受制于官僚政治的变迁，两者的关系是如影随形，影中见形。通过揭示官阶制度的变迁则可以了解官僚政治的变化，反之亦然。大体说来，专制弱化对应着品位分等与官僚的“自利倾向”；专制强化则对应着职位分等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具体到各个朝代，汉代专制高涨，“奴视百官”，官阶制以职位分等为主，官员俯首帖耳，听凭役使（《乐师》第168-169页）。魏晋以后，士族门阀蒸蒸日上而专制官僚政治萎靡不振，官阶制中的“品位”因素不断膨胀，到唐代则形成独立于职位之外的品位序列（《乐师》第127页）。明清时期，“皇权专制高度发展，对臣僚的役使控制大为强化，官员个人的优惠和保障也相对有所减少”（《乐师》第518页）。
这一解释在应用于唐宋时期时面临困难。此时“品位分等”发达，宋代更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对应的应是专制的相对弱化，而流行的观点恰与此相反。作者回避了这一点，也未做进一步的解释，在《品位》第一章的更为详细的分析中也基本如此。
此处问题出在作者的立论基础。作者以专制皇帝与官僚的对立，两者间形成此消彼长的关系作为解释官阶制度变化的原因。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其间（指官阶分等形式与官僚取向的关系——引者）因果，则涉及皇权的专制强度和官僚的自主程度”（《品位》第16页）。面对复杂的历史，这一归因过于简单了。进一步看，作为这种对立观的基础的乃是将中华帝国的皇帝视为“专制皇帝”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中国史学界已流行一个世纪之久，尽管如此，这并不能保证此说的正确。有必要追问能不能将二千多年的皇帝制度简单地归结为“专制”？这一论断的产生是不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经验的全面分析、归纳和概括之上？如果清理一下此说的家底，不难发现，这一论断主要来源于18世纪个别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19世纪末以后则广为中外学者所接受，实际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
最早将中国皇帝以及政体列入“专制”行列的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始于18世纪的西方人。此前，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的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主流都是积极的，是西方效法学习的对象。[18]著名的利玛窦（1552-1610年）根据亲身经历，认为明朝万历年间中国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19]而孟德斯鸠（1689-1755年）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并首次将中国政体划入“专制”。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许稍为差些；但是今天的情况正相反。”[20]不过，即使在18世纪的欧洲，更多的人仍坚持传统的看法。意大利哲学家维科（1668-1744年）就认为中国的皇帝是最人道的。[21]伏尔泰（1694-1778年）[22]与魁奈（1694-1774年）[23]也不同意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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