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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犹恐其有堕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
由此可见，先王立政之始，首先是建立各种礼制规范，对于礼制难以发挥功用的地方，才使用刑和法。正因为此，礼在三代被人视为立国之本：“礼，国之干也。”[8]孔子在宣扬其为政之道时，也不断强调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9]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礼”，显然不能简单以“实用性”或“文化性”来标明其属性。《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刘康公的一句名言，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的“祀”，正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岂可谓乐师司礼司教不具有政治的或是行政的意义呢！此外，孔子所设六艺之一的“礼”，也不是国家政治以外的东西。《论语·先进》记载公西华自云志向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也就是说愿意担任礼仪事务上的傧相一类的职务。而孔子在回答曾皙“唯赤则非邦也与”之问时就说：“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
乐在三代也不只是仅有欣赏价值，而不具实用意义。即如《乐师》所论，谓“儒”最初出自受教于乐师，并参与以舞祈雨的青少年舞人。而此舞雩祈雨，在先民那里，恐怕就不只是为了观赏而设，其中的实用追求是非常明确的。
诗的最初收集与编纂，本是为观民风，好为最高统治者制定相应的统治政策，这自然是为了国家政治的需要，此不赘述。而孔子教诗，也是为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有着实用的追求。《论语·子路》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显然，学诗在这里并不关多少“文化性”的事。不能为具体的政治活动服务，诵记得再好的学生，恐怕在孔子那里也是拿不到满分的。这一点倒不是孔子一厢情愿地要让文化为政治服务，翻开《左传》，里面记载了众多的政治场合，不能习于诗者，根本就无法正确应对他人的辞令。这些事例，都可以作为孔子这一句话的注脚。
至于书，无论是儒门所传之《尚书》，还是乐师所诵习之“世系”，都具有现实政治价值的追求。《尚书》中的典、谟、诰、誓，都是为后代树立的政治楷模。世系的传诵，也是为了“昭明德而废昏德”。政治的意义与价值是完全一致的。
剖析乐师所教与孔门所传之礼乐诗书，不过是一个政治的实用而已。中华民族是一个实用理性十分发达的民族，《尚书·尧典》即记载：“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一切都要经过实际功用的检验，诗书礼乐当然也不能例外。诚然，战国秦汉以后，礼、乐、诗、书逐步知识精英化，而主书主法则成为一般吏员的必备技能，二者确然分道别途，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文化性”与“实用性”的不同，但是，若是以此反观先秦时期乐师与史职，并为两者的这种“差别”如此定性，则恐怕不能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同一种历史现象，其价值及意义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不同层次的社会发展形态下，政治的发展及其对于行政技能的要求，是会有较大的差异性的。
与乐师相比，史官以“起文书草”为代表的文秘职能，当然更具“实用性”。这也是周代史职对于战国秦汉官僚体制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提。不过，这里需要对《乐师》做一点补充的是，史官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起文书草的“实用性”并非其具有代表意义的特征。作为周代史官之核心职任的，是其所承担的“天”职事务。正因为此，史官主体在周代一直被列为“天官”系列，而不是所谓的负责起文书草的秘书一类的文官。[10]周代几位史传有名的史官，都是兼通天道与人文、现实与历史的博干之才。例如，周代初年的史佚，《大戴礼记·保傅》记载他与周、召、大三公并称“四辅”，常立于成王之后，号为“承”，负责应接天子之所遗忘。其博闻强记，接给善对，一直为后世所称道，绝非仅只一名有技无学之官员。西周末年的太史伯阳，今存《国语·郑语》所记载的他的言论，堪称为了解公元前八世纪中国哲学、宗教、人文、地理、自然科学的一部百科全书，非只“主书主法”可以一言以蔽之。因此，撇开史官的这些职事在当时所具有的实际的政治和行政意义不论，其对于后世的“文化”意义并不比乐师稍逊。诚然，周代的文化传承，主要依靠学在官府的体制来维持。各类官学，由于其职任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官学系统与特点。[11]乐师文化与史官文化也不例外。但是，作者以“文化性”和“实用性”的差异来区分先秦乐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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