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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著《乐师与史官》读后

时间:2009-7-24 13:54:39  来源:不详
断扩大,汉代成为官员俸禄的主要形式,同时,这些俸禄也是附丽于职位,而不是官员个人。一旦官员中断勤务,也就不再享有相应的俸禄。魏晋以后则出现将军号泛滥、散官委积的现象,这些官号逐渐丧失了与具体职事的联系而成为标志身份的符号,后将军号与文散官先后发展成为“阶官序列”,至唐代则正式在职事官以外分设文、武散官与勋官,形成职位以外的品位序列。这套制度基本为宋代所承继。通过作者的分析,官阶制度的发展呈现出更多的曲折与变化。
  以往学者虽然注意到汉、唐官制的不同,但由于缺乏合适的分析手段,只能静态地加以描述,更没能具体揭示出变化的线索,而品位分等与职位分等概念的引入,引导我们注意官制设置背后所包含的人、事与职位、酬劳四者的关系,化繁为简,从而剥开各个时期表面复杂的官制而把握住灵魂,挖掘出不同朝代在官阶制度上的异同与变动走向,赋予制度史以动态的节奏,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作者不是最早利用这两个概念分析中国古代官制的学者,此前,台湾学者王德权已经借助这对概念分析过唐代官制,作者则扩大到先秦到明清,且讨论更趋细密,可以说是迄今为止运用两概念最为成功的学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研究乃是政治制度史领域的重要进展。
  作者的另一优长是善于将宏观分析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作者关心的是中华帝国官僚政治的演变与特点这样一个宏观的问题,但他能够将大问题层层分解,落实到具体而微的制度上。研究又是从细节的认真考订做起,使其结论具有厚实的实证基础,并能从不起眼的细节中洞察出深刻的意义。具体研究取材宏富,于常见的文献资料之外,还广及出土的各种简牍文书、碑刻与造像题记。关于北魏末至西魏北周的“双授”一个问题收集到的事例就有千例之多(《乐师》第451页语)。同时中外学者的相关成果也了然于胸,使其研究能够更上层楼,推陈出新。他的研究主要是在具体的点,特别是制度变化的关节点,上展开,在这方面创获颇多。
  举例来说,作者通过极其细致的考辨,向南北朝时期双方政权交往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他发现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官制改革所采用的“十八班制”“流外七班”制以及此前将官位细分为正、从、上、下的做法,均是抄袭自北魏太和年间颁布的《职令》与《品令》(《乐师》第337、340页)。前人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意见不一,作者则在其基础上做了更为细致全面的史料搜集、比勘,作出了更有力的证明,尽管对这一交流的具体情形尚无法落实。在作者看来,南方对北方制度的模仿并不是个枝节问题,它实际表现了北方的政治文化活力,用作者的话来说,“北朝国家所孕育出的强劲官僚制化运动,构成了走出中古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乐师》第354页),作者知微见著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北朝的职人问题一向不受重视,通过作者的细致排比考辨,终于弄清了其具体含义,即指有散官、散阶而无实官的人,包括有将军号者与文散官,特别是东西省的散官,他们与职事官一道构成官员队伍的两大类别。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前瞻后顾”:揭示出魏晋时期存在的“王官”与“司徒吏”,也是有出身而无职事,地位与北朝的“职人” 相当;这类人的远源更可以追溯到汉代的郎官。通过分析北朝“职人”给朝廷纳资问题,作者又将他们与唐代的选人联系起来。借助作者的深入梳理,使读者认识到魏晋以降朝廷就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候选官员。这类人有做官的资格(即所谓的“出身”),但未必有实际的职务,可依照一定的程序获得实职。官僚队伍实际是由职事官与候选者共同组成,后者的数量往往庞大。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职事官,忽视了候选者的存在。经过作者悉心挖掘,纠正了这种错觉,为更加全面地认识官员创造了条件。
  另一前所未有的发现是西魏北周的军号散官“双授”现象。作者注意到这一时期官阶制度上出现了将军号与文散官均匀分布在“九命”的官阶等级中,形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同一“命”内的两组“双授”的官号相互配合,构成上下阶,以示高下。如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为“正八命”的上阶,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构成“正八命”的下阶。通过对文献、碑刻与造像资料的广泛搜集、排比与整理,作者进一步发现在具体的授官实践中,一文一武的军号与散官往往是同时授予个人的,如授予骠骑将军号者,同时也授予右光禄大夫。官员晋职依次由低至高“双授”。这一现象是在北魏末年滥授将军号的背景下产生的,并经过西魏北周朝设计制度时的整理,而形成的新生事物。用作者的形象的说法,“‘双授’的泛滥,使军号得以发挥一种‘拉动’作用,‘拉动’了文散官的迅速阶官化和序列化”(《乐师》第440页)。“双授”的出现以及由此而生的文散官的阶官化和序列化成为官阶制度由汉代的以“职位分等”为主发展到唐代的以“品位分等”为主的重要转折。以往由于缺乏深入的研究,唐代散官与勋官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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