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百年，中国史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与挑战。其中最具根本性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在概括本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系统的解释。表面看来，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坛上，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年鉴学派、社会史、文化史、后现代主义史学等等各路理论，五光十色，此伏彼起，层出不穷。仔细分析，上述理论乃至研究所使用的许多基本概念都带有西方的胎记，几乎都是在西方历史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仅凭这些理论究竟能否洞悉中国历史文化，不能没有疑问。[1]长期以来，多数中国学者或是在这些理论光芒的笼罩之下，直接利用它们来分析、解释中国的具体史实；或是埋首于似乎远离理论的具体问题，敢于越出雷池的学者寥寥无几。即使有少数学者勇于探索，提出新解释，也很难引起学界的关注。最近，阎步克先生出版的论文集《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三联书店，2001年，以下简称《乐师》），不仅是对诸多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包含了关于古代政治文化与官僚制度发展线索的理论思考与概括，是近年来少有的宏观微观并重的研究，值得认真检讨。
　　《乐师》一书收论文15篇，分为四组。一、三组主要讨论政治文化，包括上古的乐师与史官，西晋的清议、魏晋南北朝的质文论等。二、四组集中研究汉代与北朝至隋的官阶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本文针对的主要是论题相对集中的一、二与四组论文。其中二、四组论文几乎全部编入作者稍后出版的另一部专著《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以下简称《品位》）中，同时这部专著阐发了作者研究官阶的思路与框架，也包含了对此期官阶制度的系统解释，有助于理解《乐师》中的具体分析。因此，下文的讨论也会不时有所涉及。

一

　　《乐师》一书指出战国秦汉官僚政治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儒生与文吏之分立和融合”（第83页），其源头实肇始于三代文明政治体制中由乐师与史官分别承担的两个文化子系统的差异。以儒生与文吏作为其文化溯源的起点，实际上是为中国中世文明的基本特征寻找古老的文明因子。就先秦史的研究而言，也是将乐师文化与史官文化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起点上。
　　通过研究中国上古与中世两个社会形态之间政治文明及其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作者提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的学术命题：一，儒家继承了先秦乐师以教为职的事业，成为以礼乐诗书为主体的周代政治文化传统在中世社会以后主要的“薪火相传者和发扬光大者”；（第31页）二，周代史官的主书主法之责是推动战国秦汉间官僚政治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和动力之一”。（第34页）并由此得出结论：上古社会（主要指周代）以乐师与史官为代表的两个“文化子系统”的存在，已经“构成了战国以下学士、文吏得以分化为两大群体之先声”。（第89页）“乐师的司礼司教之责推动了‘师道’的分立，而史官的主书主法之责则促成了‘吏道’之发达”。（第84页）
　　抛开上述具体结论不谈，仅就作者选择战国秦汉间儒生与文吏的分立而不是其他，并将他们分别溯源至周代政治体系中的乐师与史官，便反映出作者研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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