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褒贬于序事，此正上古史官之传统，《国语·鲁语上》：“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传》中记载的晋史董狐、齐太史、南史，等等，都是这一传统的坚决捍卫者，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孔子作《春秋》，其目的也是明确要为后世建立法式，《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当然，不能说孔子对于史事、人物的褒贬，就没有乐师等人的见解，但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的这一特殊的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政治影响的方式，直接承之于史官，而非乐师，是不能否定的。事实上，儒门后学在承担社会道德普及与规范社会行为的活动中，除了以圣人所传经典教人之外，还会不时地祭起“修史”的法宝。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都是儒家从上古史官那里继承的传统。当然，乐师在上古社会中的传史功能也是有目共睹的，乐师与史官也确实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关系。但是在周代，毕竟史官是传史的主流渠道。作者着意论证乐师传史之故事，并以之来强调儒门《春秋》与乐师的关系，则未免有刻画无盐，唐突西施之嫌。
至于对上古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具有全面维系作用的“礼”，无论是说它由乐师掌握，还是由史官掌握，或者说由两者协同负责，都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弊。更为重要的是，春秋以来，随着礼崩乐坏的加剧，礼义与礼仪的差距日益明显。亦步亦趋，严格遵照“礼仪”的要求，往往被视为徒具形式，并不是真正地知礼。例如，《左传·昭公五年》记载：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值得回味是最后一句话，“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可见这一观点代表了其时精英阶层对于“礼”的普遍理解。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是史官的“以书协礼事”，还是乐官的“弦歌雅乐”，都已丧失了“礼”之大宗的地位，受到了人们的轻视。《礼记·郊特牲》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显然，孔门对于上古“礼”的继承，应是以春秋时代精英阶层对于“礼”的普遍认识为基点的。孔子就曾明确指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3]因此，仅从乐师参与礼仪中的钟鼓之事，便断言儒门对于“礼”的承受与传播，得之于乐师，则难免对于儒家所传之“礼”及由此形成的重要传统，有过于轻视之嫌，也很难正确理解数千年来“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真实意义和真正价值。
作者对于儒家源头的追溯，其根本的问题出在思维模式上没有跳出班固百家出于王官说的框架，所以用力所在是要为儒家学派的学术内容及学术特征在王官体系的职掌中找出相似或相近的对应之物。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讲，西周时期，王官之学以外没有私学的存在，或者说没有私学的充分发展。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之学，其学术源头都可以上溯到王官之学那里，所谓百家出于王官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能讲得通的。但是，若斤斤计较于寻找直接的对应关系，恐怕不是正确的研究道路。
应该看到，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正是旧有学术文化体系崩散的时代，此时兴起的百家之学，其核心内容当然会有不同的倾向，这些倾向在前此的官学系统中也能发现若干端倪。但是，战国百家，相互竞争，不可能在学术体系上自囿于一家官学。而且，由于此时学官传统已经不复存在，诸子欲专守一官，也是不可能之事。因此，无论是主观的学术建设，还是客观的学术环境，都会决定诸子之学，是对前此王官学术体系的更新、重组与发展，而不会是对某些王官之学的直接继承。因此，没有必要仅仅从乐官与儒家所具有的共同教育特征，来断言儒家出自乐官。事实上，仅从“六艺”的来源看，《乐》、《诗》二艺可以说源自乐师，而《书》、《春秋》、《易》三艺则显然源自史官。（当然，也没有必要由此而论证儒家出自史官）至于“礼”，可以说是孔子对于全部的中国上古社会道德规范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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