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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也可以用于篡夺权力的统治者，而后者执政不论好坏，其政府都不受基本法则的保护。这样就有合法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之分。……君主、皇帝、国王以及其他等等，都是专制君主。”对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他还专门设立一节讲“皇帝的绝对权力受到制约”，并专门对孟德斯鸠的看法提出反驳，认为他夸大了专制权力，均见谈敏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73-76、93-104页。
[24] Colin Mackerras 前引书，p. 38,55.
[25]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67页，马克思在文中提出了“东方专制制度”的说法。
[26]马克斯·韦伯也接受了这一观点，见所著《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6页；影响颇大的是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7]徐复观对此做过考察，他认为“专制政体一名之使用或即始于梁氏（指梁启超——引者）；而其取义则系来自西方，殆无可疑”，时间是1899年，梁啟超在《清议报》发表了《各国宪法异同论》，使用了“专制政体”一词。徐复观对这种轻率地比附中西政体的做法也持批评态度。均见所著《两汉思想史》第一卷“中西专制之不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6-77页。
[28]梁启超在1902年5、6、10月第8、9、17号《新民丛报》及1904年6月第49号发表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在1902年11月第31号《新民丛报》又发表了《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前文中他提到了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分类，后文中他说“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其恶之也，殆以此为吾害也”，“专制政体者，实（中国）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原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册，中华书局1945年版，第61、90页。感谢本院近代史所崔志海先生示知两文的原始出处。
[29]关于西方“东方学”存在的问题，参爱德华·W·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30]台湾学者甘怀真对此做过认真的思考，并提出若干设想，见所著：《皇帝制度是否为专制》，《钱穆先生纪念馆刊》第四期，1996年9月；《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省思——以六朝隋唐为例》，《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第一册，台北，国史馆，1998年。大陆世界史学者也开始反思这一观点，见胡玉娟《“古代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刘家和、廖学盛与马克垚的发言，《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0、151页。
[31]《后汉书》卷四二《东平王苍传》，第1440-1441页。
[32]同年，窦固迁光禄勋，韦彪继任大鸿胪，据《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及卷三《章帝纪》，两人职位交接应在此年末章帝西巡狩还宫后，因此，此时的大鸿胪仍是窦固。
[33]《后汉书》卷二三《窦固传》，第811页。
[34]《魏书》卷一九上《元修义传》，第451页。
[35]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83页。
[36]《后汉书》卷六六《陈藩传》，第2168-2169页。
[37]《魏书》卷七二《贾思伯传》，第1613页。
[38]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9-298页。
[39]见《乐师与史官》，第356-402页的分析。严格地说，称这些人为候补者或候补官员，均不准确。按当时的制度，身份上他们也属于“官”，只是暂时无职事，或许应叫做“候补职事官”。
[40]《通典》卷一五《选举三》，第362页；《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0-1584页。严格地讲，时人所列的十二万人中一半以上是弘文等馆与州县学生，在通过考试前，这些人无守选资格。关于唐代的铨选与选人，可参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版。
[41]《通典》卷一九《职官一》，第480-481页。
[42]《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论开元中裴光庭设“循资格”时语，第361页。
[43]如吕□，唐乾封二年死时已43岁，仍是从九品的将仕郎，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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