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
 |
时间：2009-7-24 13:54:43 来源：不详
|
|
|
—306页。)李约瑟立足于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全面认识的中国交通工具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给予中国学者有益的启示。
四
考古工作的收获，是推动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条件。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时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凭证“鄂君启节”。节形如竹，青铜制成，共4件，其中车节3，舟节1，各有错金篆书铭文，详细规定了车舟数量、行程期限、所经城邑和运载物品种类。鄂君启节对于研究当时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鄂君启节的资料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收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商承祚《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钮仲勋《＜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一文对安徽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安徽日报》1963年1月8日)，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殷涤非《＜鄂君启节＞两个地名简说＝，商承祚《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黄盛璋《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德熙《鄂君启节考释(八篇)》(《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等论文相继发表，日本学者船越昭生也著有《鄂君启节考》(《东方学报》第43号，1972年3月)，对出土交通文物的共同关注，成为交通史研究中的盛事。以文物资料证交通史，逐渐成为许多交通史学者习用的研究方法。
简牍作为一种重要的极富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其实极少数是被有意予以特别保留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并不为人所特殊重视，有些是被视为垃圾而遗弃，例如河西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大多和草渣、畜粪、烧灰等废弃物混杂，有些则是当时作为燃料幸未烧尽的残片，有些甚至被称为“厕简”。只是渴望借助这些遗存认识当时的历史文化面貌的后人，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历史上曾经有多次重要的简牍发现，几乎每一次都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积累，推动了学术发展的进程。19世纪末，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A.Hedin)来到中国西部，开始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所谓“探险”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考察，到达罗布泊北面，发现了古楼兰国遗址。在1901年3月组织的发掘活动中，得到汉晋时期的简牍120余枚以及其他文物。1903年，斯文赫定发表《中亚和西藏》，记述了他发现楼兰简牍的具体情形。可以说，简牍资料的集中发现，是20世纪学术史中的大事。斯文赫定的重要发现，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简牍遗存的重视。中国简牍学于是创生。而近数十年经科学发掘而陆续出土的大量简牍，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当然也为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心交通史研究的学者，及时认识到简牍资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料的富矿。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供的历史文化资料，曾经引起热烈的学术反响。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高敏《秦汉时期的亭》(《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利用睡虎地秦简中的有关信息进行交通史研究的成果。《日书》作为民间流行的数术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关于“行归宜忌”的内容，体现了交通习俗、交通心理的若干特征，因此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注：如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三)，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比较＝，《秦文化论丛》第2辑，1993年12月，《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交通状况＝，《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1993年，《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剩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和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论说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