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
 |
时间：2009-7-24 13:54:43 来源：不详
|
|
|
得交通史学者重视的。但是史念海又指出，“丝绸之路的畅通，固然可以使陇右道的财富有所增长，这种增长是有限的，似不宜过分夸张。”
中国邮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以及一般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交通文化现象。《元史·兵志四》有关于“站赤”和“急递铺兵”诸内容，记述了当时空前完备的驿传制度。楼祖诒著《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书局，1940年)是第一部全面总结中国历代邮驿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其中列述了周、战国与秦、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邮驿的进步，而以周代、汉晋南北朝时代、唐代、元代、清代作为研究重点，论说较为详尽。对于清以前的邮驿发展，作者划分为“驿政胚胎时代”、“驿政初期时代”、“驿政进步时代”、“驿政全盛时代”，这些历史阶段的驿政发展特征，都有考论和说明。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在楼著46年之后出版，在一些方面表现出邮驿史研究的进展，特别是书中增列《中国古代民间通信》一章，使读者对于民间信息传递这一交通形式的重要内容，可以有大略的了解。湖北云梦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两件秦军士卒的木牍家书，《中国古代邮驿史》的作者重视这一珍贵的考古资料，为说明当时民间通信的社会需求和具体形式作了必要的工作。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侧重其法术的和宗教的方面》(商务印书馆，193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一书，作者原计划写6个分册，后因故只完成了第1分册。我们看到的虽然只有第1章“行路遭逢的神奸(和毒恶生物)”，却已经不能不惊叹作者研究视界的开阔以及考察手段的新奇。这种运用文化人类学思想和方法对于中国古代旅行生活遭遇的精灵鬼魅以及相应的精神生活时代背景的考察，使交通史的研究别开生面。
利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交通史的姜伯勤《敦煌新疆文书所记的唐代“行客”》(《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一文讨论了“行客”这种活跃于唐代交通活动中的特殊人口的身份，指出在丝路都市的户籍中不以主、客对举，而以百姓、行客对举，反映了丝路贸易孔道上行旅的频繁，认为行客的广泛存在，也可以作为丝路贸易活跃的一种征候。特别引起学界重视的，是该文揭示了因交通活动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的特征。类似的研究成果，又有陆韧《明代云南的驿堡铺哨与汉族移民》(《思想战线》1999年第6期)。作者指出，明代进入云南的大量汉族移民，很大一部分于交通道路沿线分布。这些汉族移民集中于交通系统，是值得注意的交通史现象，也是有探索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
交通制度和社会结构也有值得重视的关系。例如，关于汉代“亭”的建置，学界曾经有热烈的争论。多数学者的分歧，在于“亭”即“邮亭”的理解之外，是否兼有军事机构和民政机构的作用。王国维关于“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燧中”等研究成果(《敦煌汉简跋》，《观堂集林》卷17，《王国维遗书》第3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前面说到的劳干的有关论文以及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5A，1961年)等，考论均相当详备，其他涉及汉代亭制的论著尚有多种。杨向奎、李中清《论“邮表畷)”与“街弹”》(《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一文又讨论了两汉邮亭制度的来源，并且对此前的汉代亭制研究有所总结。论文初稿曾经寄给几位学者征求意见，于是又引发了关于汉代亭的性质的讨论。杨向奎、李中清的论文刊出，附有“关于亭制的讨论”，包括一组短文：张春树《关于亭燧的邮传制度》，杨联陞《＜邮表畷)与街弹＞商榷＝，余英时《关于亭的性质》，张春树《再论亭不是一级行政组织》，杨联ｓｈēｎｇ@(19)《有关亭制的几个问题》，余英时《汉代亭制问题献疑》，杨向奎、李中清《我们的意见》。见解多有不同。杨向奎、李中清表示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关于汉代亭制的性质，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如今尚无定论，因此我们觉得引起这番讨论还是有益的，虽然现在我们的意见还统一不起来，但有关汉代的考古材料不断发现，总有解决的一天。”尽管争论各方的看法终未一致，但是不同学术论点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切磋，已经使我们对汉代交通形式和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有所深入，这种学术争鸣，在对中国交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和总结时，也应当看作美好的记录。
交通现象可以反映社会等级制度的若干特征。有的学者注重于有关具体“名物度数的考证”之外，努力“探明其政治社会意义”。刘增贵的论文《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2分，1993年)，就是从事这一研究的成功收获。作者指出，秦汉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