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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时间:2009-7-24 13:54:43  来源:不详
较为精当。云梦龙岗秦简中发现关于“驰道”制度的简文(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对于交通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利用汉简研究汉代交通史,是许多简牍学者予以重视并取得丰收的工作。陈梦家关于汉简邮程表的研究,关于汉简资料所见烽燧制度的研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都有重要的价值。收入陈槃《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的《亭与传舍(附论客舍)》(《汉晋遗简偶述之续》)、《邮驿之制》(《汉简剩义再续》)等成果,也增益了对于汉代交通的理解。劳干《汉代的陆运和水运》一文说到“车父”的身份,陈槃、陈直的汉简研究论著中也涉及“车父”(注:陈槃:《车子·车父·车卒》,《汉简剩义》,《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陈直:《居延汉简综述·车父的助边》,《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此后王子今、李均明等又就此有所考论(注:王子今:《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李均明:《“车父”简考辨》,《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2月。),使得这一社会称谓的指代逐渐明朗。裘锡圭《汉简零拾》中研究了当时河西地区运输生产中“僦”的雇佣关系的发生和作用(《文史》第12辑,1981年9月),对认识汉代交通状况有开拓性的意义。借助汉简资料研究交通史的论著,还有劳干《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劳干《再论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1分,1982年),《汉代的军用车骑和非军用车骑》(《简牍学报》第11辑,1985年9月),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均明《汉简所见车》(《简牍学研究》第1辑,1997年1月),程喜霖《汉简所见关传向过所演变》(《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3月),蔡宜静《汉代居延“就”运探研》(《简牍学报》第17辑,1999年12月)等。
  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设施的位于甘肃敦煌的悬泉置,当时对于开发河西,联络西域,曾经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所获取的23000余枚汉简,为认识当时邮驿交通系统的形式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20世纪最后一年悬泉置遗址考古收获开始发表(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为新世纪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拉开了序幕。
  对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交通史料,一些学者也辛勤发掘,深入研究,同样成绩斐然。如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吴丽娱、张小舟《唐代车坊的研究》,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鲁才全《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程喜霖《唐<西州图经>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2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都各有新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俞伟超执笔的《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是第一部直接考察交通遗迹的考古报告。当时工作的主要对象,实际上是黄河栈道。此后,又有考古学者继续这一工作,使黄河古栈道的交通作用更为明确。张庆捷、赵瑞民对于山西黄河古栈道的调查和研究,成绩较为突出。(注:参看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行署文化局《山西平陆五一石膏厂黄河古栈道遗迹》,《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赵瑞民、张庆捷《关于黄河古栈道的若干问题》,《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对于秦始皇直道遗迹,陕西、甘肃、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都进行了实地的考古调查。甘肃省文物局编写的《秦直道考察》(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发表了比较集中的考察成果。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专门绘制了《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明确标示了秦直道的走向和遗址位置,对于其他古道路如武关道、子午道、灙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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