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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唐代兵制研究概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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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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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身份和军队统领系统为线索对其间的演变轨迹作了勾勒。特别是点出了“府兵的募兵化”，认为所谓府兵制的破坏，实际上是政府在新的军事形势下，对府兵制的放弃。均田制是府兵制成立的前提，但并不是它破坏的原因（政府放弃府兵制时，均田制还没有破坏到连府兵制都无力支持的程度）。在统领系统上，则经过了从都督府到都护府再到节度使的变化。[19]
对这一变化，许多学者归纳为从行军到镇军。这是从军队作用的发挥形式着眼的。这确实是军制转变的一个方面，但却忽略了军人或兵员本身的变化。同时，并不是所有的镇军都是由行军变化而来的，如镇戍防人，如都护府所统领的军队，如平高昌后调往镇守的军队等。岑仲勉就直接视之为废府兵制之后出现的“边兵”，而没有把它视作与府兵制有内在关联的变化。[20] 因此，这一概括不够全面和准确。
所谓节度使兵制下的军队，就是藩镇军队。军队的性质前后有很大变化，即由国家的军队一变而成为地方的军队；其契机就是安史之乱。[21] 对藩镇以及藩镇军队研究最多的是张国刚。他关于藩镇分类、兵变等问题的研究，对后来正确理解唐后期的所谓藩镇割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成果都收集在其《唐代藩镇研究》论集中。[22] 他在《唐代健儿考》中，对藩镇军队的士兵待遇和家口粮作了很好的勾稽，[23] 打破了士兵为争得对家口的供给而要进行兵变的认识。[24] 《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对严耕望所未考或所考未详者作了考证，主要有都头（都知兵马使）、兵马使、同兵马使·散兵马使·同散兵马使、十将、散将·同十将（同正将）·同副将·同散将、押衙（牙）、虞候、教练使等。[25] 在《唐代藩镇的军事体制》中，指出了藩镇军队包含三个部分，即驻守于州的牙兵、各个支州支郡的驻兵、各县的军镇等。[26] 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对唐代方镇的文职僚佐进行了稽考编年。[27] 这虽然不是对制度的考察，但这一工作却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三 其它方面
唐代兵制的一些方面是通贯有唐一代的，或者说，是兼跨府兵制时代和节度使兵制时代，虽然也可能因兵制时代不同而内容有异。比如蕃兵、团结兵、军事武器、烽燧制度等。
在兵员的民族成分上，除汉人充兵外，还有大量的游牧部族参与了唐廷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蕃兵。但同是蕃兵，他们之间又有区别。一种是保有其部落，而且也未必降附唐廷；另一种是不仅归附唐廷，而且不再有部落的组织形式。[28] 同时，唐前期还有一种见诸史籍的“兵员”，就是城傍或城傍子弟。
方积六在讨论团结兵时，纠正了日本学者认为城傍是团结兵的看法，指出他们是因战败或主动归附而迁入唐境的北方游牧部族，因此，他们主要是在河北、朔方地区，时间是在天宝年间以前。他们不是团结兵。这是对城傍认识的一个质的突破。[29] 在此基础上，李锦绣不仅将因归附而被安置在军镇周围的“城傍”一一坐实，而且指出从武后时开始，他们逐渐被纳入到了边军的正式军额中，变成了唐廷边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完成于安史之乱中。至此，作为兵员之一种的“城傍子弟”已基本搞清。但她将“侧近军州”、“侧近人”等都视作城傍，则似嫌宽泛。同时，她从陈寅恪所提出的文化史观着眼，认为这部分人是造成唐后期藩镇割据的主要原因。[30] 这一看法，虽是对作为兵员的城傍研究的深入，但结论本身却有些简单化（陈寅恪以“胡化”来解释河北的割据，是把具有强制力的国家控制与文化、民族差异等同看待，已使问题简单化了）。
至于以部落或种族形式参加唐廷军事行动的“蕃兵”，实际上并不是唐廷的兵员，而是向他们借兵而已，如帮助唐廷讨伐安史之乱的回纥等。[31] 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种军事制度。
从武则天时起，唐廷在地方组建属于民兵性质的地方部队，即团结兵。方积六对团结兵的数量、团练使与团结兵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辨析，纠正了日本学者的误解；并对唐后期团结兵情况作了描述。[32] 张国刚《关于唐代团结兵史料的辨析》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除健儿、彍骑之外的兵募、防丁、屯丁或土镇兵都是团结兵；这些人不是职业兵，不具有身份性，在役为兵，放役为民。两人对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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