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唐代兵制研究概观 |
 |
时间：2009-7-24 13:54:48 来源：不详
|
|
|
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书中所提到的“团结”的含义有很大分歧：方积六认为是动词，而张国刚则认为是指团结兵。[33] 对史料理解的不同，导致了对团结兵人数估计的不同，从而决定了两人对“团结兵”之所指也有了分歧。我以为方先生的理解更为妥当。唐后期朝廷对军队进行过一次整顿，这就是《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所载：“其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当上百姓，名曰团练。”此后，地方上民兵性质的军队就有了统称。当然，可能团结兵本身有一个从专称到统称的过程，因此也就有所指内涵不尽一致的情况，而不应一概视之。
与此相关，还有“子弟”，它是一种类似于兵役的役。有人径视之为兵役，而且认为这是兵役之一种。这种理解或欠妥，因为子弟在唐代并不是专称。只能说在“役”中，有子弟一项；虽然此役与军事密切相关。
唐前期在府兵系统之外，有独立的禁军。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军队的地方化，中央不得不再组建军队，这支军队就是以神策军为中心的中央直属部队。这支部队与其说是禁军，不如说它是相对于地方藩镇部队而言的中央部队；或者说是中央军队与禁军的合二为一。关于唐前期的禁军，唐长孺在《唐书兵志笺正》卷三中有所考证。唐后期的禁军因与宦权专权关系密切而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成果也较多，比如齐勇锋《说神策军》、[34] 贾宪保《神策中慰与神策军》、[35] 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等[36]。
关于军费支出，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都有论述。[37]前者过于简单，后者虽仅出版上卷，所叙述的只是唐前期的情况，却很详尽。但是，由于对兵制的情况认识不够，后者在叙述的分类上颇显纷乱。她将军费开支分作陇右监牧费、禁军及京师宿卫兵费和边兵费三类，在边兵费下又对军器、军粮、军衣赐、其它杂费分别作了叙述。在这四类开支之下，是将府兵、募兵、行军等混同叙述，这就使边兵与府兵的关系、行军与府兵·募兵的关系弄得非常混乱，从而影响了我们对唐前期不同兵员、不同费用的认识。
烽候制度与兵制密切相关。关于唐代烽候的情况，可参程喜霖《汉唐烽燧制度研究》中的唐代部分。[38]
四 结语
从研究的时间和过程上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府兵制为研究中心。最早是利用墓志等史料对史籍（特别是对《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折冲府进行考订和补充，此后则对府兵制的其它更为重要的方面更加关注，使府兵制的研究取得了质的进步。第二阶段是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注意到了府兵制之外的如募兵、团结兵等方面；节度使兵制也受到了注意（如健儿、方镇幕府等）。同时，还利用新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府兵制的一些细节和一些史籍记载不甚明了之处进行了勾勒和补订，取得了不少成果。
从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来看，已有的成果大致可分作以下几类。第一类成果是对兵制的某一个方面所进行的勾稽，比如劳格、罗振玉等利用金石等史料对折冲府的数目和分布地区所进行的考订（严格说来，这还没有脱离史料收集的范围）。第二类成果是对有关兵制的各种不同记载进行辨析，这种辨析是以对史料所记载的制度有相当深入的理解为前提，否则就不可能通过辨异同而定是非；如唐长孺对《新唐书·兵志》所作的全面整理。与此相关，就是静态地、个案式地恢复兵制某个方面的原貌，比如对兵募、团结兵、健儿等分别进行的勾稽。第三类成果是将兵制视作一个变化的有机整体，研究其演变的过程和契机，探讨其与其它相关方面的联系，比如陈寅恪《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对府兵制演变的研究，唐长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对府兵制向军区演变的勾勒（对唐代兵制来说，《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的眼界更宽、范围更广）。第四类成果是把兵制放到唐代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其意义，比如陈寅恪认为在府兵制时代，军府的分布和这种兵制本身所具有的兵农合一之制，是地方革命不易成功的原因之一。
从已有的成果看，对府兵制时代的兵制，研究得较为充分；对府兵制向节度使兵制演变的研究也较有深度；而对节度使兵制的研究，则还处在个案研究的阶段，缺少全面、综合性的研究。将兵制置于社会政治中来研究其意义，最为欠缺；但这方面的研究，与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全面理解密切相关，稍一不慎，就会牵强附会，或求之过深。
从府兵制的研究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出现补充了我们过去对一些问题知之甚少或模糊不清的认识，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但是，它并没有从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