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在明代历史上为一大事变，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五十（余）万明朝大军毁于一旦，明朝实力大损，也似乎为不争的事实。这种印象可以从诸多通行的历史教材、辞典中得到证实。[1]  兹仅举一例，《明史新编》言土木之变之后果：“英宗朱祁镇成了瓦剌军俘虏，明朝的五十万大军，就这样被王振几乎全部断送了，近百年积蓄起来的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2]然而笔者在翻阅一些原始史料时，发觉这种流行的说法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明军真的有五十万或五十余万之众吗？在土木之变中，明军真的是“全军覆没”了吗？下面就以所见史料相互参证而叙说之。
　　在笔者所见史料中，记载土木之变其真其详者莫如李贤之《天顺日录》：“明日于土木驻营。宣府报至，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勇而无谋，冒入鹞儿岭，胡寇于山两翼邀阻夹攻，杀之殆尽，遂乘胜至土木。明日巳时，合围大营，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将午，人马一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台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3]李贤，字原德，宣德八年进士，授验封主事，正统中迁考功郎中，改文选。正统十四年“扈从北征，师覆脱还。”[4] 英宗复位，命贤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自此，李贤“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5] 对明代中期政治的改良颇为有力。李贤不仅亲历土木其事，而且还以一位以国事为重的官员的面貌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在英宗亲征之前曾与同僚一起劝说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章留驾；[6] 在行军途中，又与一些御史谋划击杀王振，制止亲征，使英宗安全返回北京。[7] 在李贤对土木之变的观察中，这种热忱的历事者的背景所具有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可以使用其他史料对李贤所记史实的可信度加以检测。作为土木之变的现场目击者，李贤记载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败时说：明军“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营中，积叠如山”。这是一幅不战而败的图景；在杀戮面前，明军竟连一丝反抗的勇气都没有，其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而时人李实（景泰中曾出使瓦剌）却说：“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遂大肆杀戮，邀留上驾。”[8] 自后明代文臣亦多谓“尝交战而失利”，[9] 也许是掩盖明军之无能吧。两种说法，哪种真实？实际上，明军在土木之变中所表现出来的胆怯连蒙古人也大为惊讶，曾经询问明朝使者杨善：“土木之役，六师何怯也？”[10] 杨善支吾了事。明代中叶，陆容经过土木（墓），曾访询老兵当日情事云：“甲午北征，归自宣府，过土墓，尝询问己巳车驾蒙尘事。有老百户云：‘初，大军出关，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营建牙。初忽有枭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旧有泉一道，流入浑河，未尝干澀，至此适涸，乃议移营近浑河以就水。敌遥见军马移动，遂群譟而冲至。未及交兵，我师颠顿，莫能为计，相与枕籍于胡马蹴踏之余矣。……’……近见翰林文臣叙此事，谓尝交战而失利，盖知之未真。”[11]由此可见，李贤所记内容当是真实可信的。
　　根据李贤的记述，我们可以推测明英宗所率亲征军的实际人数。在八月十五日大溃败之前，亲征军与瓦剌曾有两次战斗，即恭顺侯吴克忠和随后成国公朱勇的拒敌，皆以败殁终。[12]吴克忠所领军队为殿后军，其数不详。以情度之，当不超过后之所派朱勇军队的数量。朱勇所领明军数字诸书记载不一，有作三万、四万者，而李贤记为“五万”，今以此为准。[13]要之，两次拒战军队的人数在六万至八万之间，似乎不为大误。李贤记八月十五日土木之败时明军为“二十余万人”，合前数则亲征军总人数大约为三十万左右，这个数字要远远小于流传已久的五十万之数。正德年间，武宗游兴无度，大臣蒋冕谏其北巡，疏中有言：“曩睿皇帝北征，六军官属近三十万，犹且陷于土木。”[14]就此观之，则明英宗所领亲征军人数当在三十万之内，而不会超过此数。
　　对于这个估计数，我们可以从《正统临戎录中》得到佐证。这份史料出自哈铭（杨铭）的叙述。哈铭原为明朝出使瓦剌的使臣，留于瓦剌，英宗被俘后，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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