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直入内阁在永乐四年，其时入选者四五人。王直入文渊阁读书，与在内阁的杨荣还有隔阂，只有在他也被选入内阁后才可以说“得从诸公后”，有了一层亲密的关系。在《抑庵文集》中，还有一处更为明了的记述：

　　右七言近体诗一章，前翰林侍读兼右春坊右赞善西昌梁先生用之所赋以呈内阁三先生者。胡公，吉水人，名广，字光大。杨公，建安人，名荣，字勉仁。金公，新淦人，名善，字幼孜。皆太宗皇帝所亲任。其文章德行，天下所推仰，而与梁公最相好。梁公清修玉立，文字奇古，而每出新意，时辈争传诵之。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东角门内，故谓之内阁，常人所不能到。其外为文渊阁，梁先生辈处之。虽地位相悬，而四公情好之密，文字之娱，则无间也。……盖广寒殿乃前元所建，在太液池上万岁山顶，当时极为华丽。太宗皇帝在潜邸时，去其甚者而存之，以为殷鉴，未尝增饰。恭俭之德，比隆尧舜。其初幸北京，三先生实从，尝特奉诏纵览焉。胡公有五言近体诗十首，诸公皆属和，梁公此诗犹有羡慕之意。[6]  

从文意上看，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内阁和文渊阁当是指在成祖第一次北巡前的情况。杨荣等三人从成祖北巡而得览北京的广寒之景，故而梁用之氏所作诸诗对此“犹有羡慕之意”。这里有两点十分值得注意，一是内阁的位置在东角门之内，而文渊阁在东角门之外；二是内阁的得名正是由于它“在东角门之内”的独特位置，属于宥密之地，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去的。由于前面所揭示的背景，王直的这种说法是值得重视的。王直在另一处也明白记载：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为编修。时方开内阁于东角门内，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及公（杨士奇）七人处其中，典机密。寻升侍讲。[7]

以上是从王直的文集里找出的证据，是不是有所局限？并不如此。我们可以从与王直同时的明人文章中得到一些证实。杨士奇《御书阁颂·序》说：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太宗皇帝入继大统，首擢翰林编修。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简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车驾屡赐临幸。七人恒早朝，退即趋阁治职事，莫（暮）乃出。七人者，士奇与焉。[8]

成祖建立内阁，杨士奇是被任命的阁臣之一。他说内阁在“奉天门内”，与王直所言“东角门之内”的方位是一致的。这个在“奉天门内”的内阁应该区别于文渊阁。据明宣宗《文渊阁铭》云：“我太祖高皇帝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置大学士员，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9]文渊阁在“奉天门之东”，`即在奉天门外，与内阁在“奉天门之内”是不一样的。几者的位置关系可以参见下面的示意图：

明初内阁位置的变迁

那么，内阁又怎么与文渊阁混淆了呢？这与内阁位置的变迁有关。下面就仍以明初文集为例来考察明初内阁位置的变化。
　　永乐七年，成祖第一次北巡。文臣十余人扈从，其中阁臣三人，即杨荣、胡广和金幼孜。尽管阁臣杨士奇、黄淮两人与蹇义、金忠辅导皇太子监国京师，而实际上的权力中心还是北巡的成祖及杨、金、胡三人组成的临时顾问班子。我们可以将杨、金、胡三人的当直之所看成新的内阁所在。金幼孜有诗《和答庶吉士杨之宜就柬宗豫大学士士奇谕德及翰林诸同志》，其五云：

日射天门乌乱啼，朝回祇在掖垣西。玉堂视草回鸾驭，内苑看花散马蹄。
太液波光临阙近，西山云气入帘低。欲知别后承恩好，时有天香满袖携。[10]

这组诗的写作时间可以由第八首推定出来，即在扈从北巡的当年。其八有云：“扈跸叨陪侍从臣，后车宁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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