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禁中不得举火，虽阁老亦退食于外。相传宣宗一日过城上，令内竖覵阁老何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庖乎？今烹膳处是也。自是得会食中堂。[26]

尹直《謇斋琐缀录》卷一（国朝典故本）亦记载：

　　宣德间，三杨诸先生始置厨馔于阁之东偏。

由此可见，阁臣授餐大内是宣德时的事情了。那时，内阁已经是在文渊阁了。用此来比拟成祖初置内阁的情况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避宰相之名”，也是需要重新考虑的。内阁的形成实际上与明初翰林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确切地说，自皇帝到阁臣自身都认为他们属于翰林官，是传统的“词臣”之流。如杨士奇《恭题三朝赐诰命刻石后》云：

　　惟永乐十年，文臣得赐诰及封赠祖父母妻者，尚书八人，太子少师一人，翰林则内阁之臣五人，臣士奇与数焉。盖时甚重之也。[27]

杨士奇在此仍以翰林官员的身份自称的。这种看法的影响一直到正统七年还以翰林院公座之争明显表现出来了。[28]固然杨士奇等人在诗文里表现了“阁臣”的优越意识，但这仅仅是就其受知于皇帝这一点而言的，并不涉及内阁本身权力的崇高。《明史·职官一》（卷72）云：“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等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在这里点明了阁臣位卑权小的实际地位，恰恰是成祖的亲信才使得他们能参预国是。在当时的人们观念中，三杨等人只是一群受到皇帝亲信的翰林官员们而已。尽管这群入阁的翰林官与普通的翰林官在地位上已经有了区分，但这种观念使得成祖的做法与洪武时期的制度在表面上还是保持着一致的；成祖也不可能独树一格，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所以谈不上要避什么宰相之名。如果到了那一步，成祖岂不是欲盖弥彰，公然让人们想到违背《祖训》设立丞相之禁？再者，历史上的宰相制度少有直接以“宰相”命名者，一般都是以其权力系统为定位的，名称倒是在次位。如果说明初人们（尤其是成祖）仅仅靠避免出现一个本来就虚无的名称来掩盖一个立相的事实，也许是说不过去的。笔者认为，《明史》的说法大概只是明中叶以后人们的想象之词而已。
　　就以上所述，王直所言“内阁”得名的由来，即“三先生居宥密之地，在东角门内，故谓之内阁，常人所不能到”，要比众多史著中流行的说法来得真实和真切：它以独特的位置因素命名，明白直接，同时也似乎暗含着阁臣比普通翰林官更为接近皇帝的优越地位。

[1]  论述最为精细者当属黄彰健《论明初的四辅官——并论明初殿阁大学士之设置及东宫官属之平驳诸司启事》一文，收入黄氏《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十六年初版。笔者与黄先生的某些看法也不太一致，故仍草成此文。
[2] 可以参见李天佑《明代的内阁》，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徐连达《中国通史》第八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第二章页3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第一章页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第三章页80，人民出版社，1996年；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中国历史大词典·明史卷》，页70“内阁”，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3]《赠蒋郎中致仕序》，《抑庵文后集》，卷11页9，四库全书本。
[4]《建安杨公文集序》，《抑庵文集》，卷6页34-35。
[5]《赠稽勋员外郎柴庭芳序》，《抑庵文后集》，卷8页47。
[6]《题梁先生诗后》，《抑庵文集》，卷13页5-6。
[7]《少师泰和杨公传》，《抑庵文集》，卷11页8。
[8]《明经世文编》，卷15页117。
[9] 黄瑜《双槐岁钞》，卷4，丛书集成初编本。
[10]《金文靖集》，卷4，四库全书本。
[11]《胡文穆公文集》，卷8，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28-29，齐鲁书社。
[12]黄氏前揭文，《明清史研究丛稿》，页102。
[13]《颐庵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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