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麒麟。三春跋涉秦淮道，万里经行析木津。薄宦十年违梓里，丹心此日系枫宸。南来冠盖多如雨，欲赋长杨愧后尘。”《明史·金幼孜传》（卷147）记金幼孜是“建文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则建文二年至永乐七年恰为十年，亦即金的“薄宦十年”。金在第五首诗里描写的正是阁臣退朝到当直之所视草的情形，皇帝还像以前一样常常驾幸其地。这里说出了新的当直之所的方位在行在北京宫殿里的西边，临太液池。这与南京内阁的方位是不一样的。此时胡广也有组诗《次杨之宜见寄兼柬黄学士杨谕德》，其六亦云“上苑流莺绕树啼，朝回缓步掖垣西。”[11]直舍方位与金幼孜所咏一致。
黄彰健认为永乐七年北巡时的阁臣直舍在禁城之东，与南京的内阁直舍在东角门之内的方位相合。[12]他的依据是金幼孜的一首《中秋宴集和答胡学士》（《金文靖集》卷4）：
直舍西头俯禁城，卷帘坐待月华明。诗题彩笔夸先就，酒注银瓶劝满倾。
蟾桂风清微有影，金茎露下不闻声。北来此会应难得，且共酣歌咏太平。
笔者同意黄氏关于此诗写作时间的说明，即作于第一次扈从之时。但笔者对“直舍西头俯禁城”一句的理解恰恰相反，即它不是直舍位于禁城之东的证据，而是直舍位置在禁城之西的证据。这句话的出发点不在于诗人的视角，而是高大的禁城城墙对矮小的直舍的关系，即“俯禁城”应是一种倒装。若直舍在东，它的西边是宫中诸殿，很难形成整个禁城的概念；而四合的宫墙则有这种效果。
当然，直舍为什么由南京的东边转到行在的西边，原因不明。笔者想也许是行在狭小，难以规划的缘故吧。当时的直舍还是十分简陋。永乐中期，成祖在北京宫殿西边正式建立一座新的内阁。时人多咏其事。胡俨有《次韵胡学士内阁新成》其一云：
玉堂新辟禁垣西，苑树阴阴秀色齐。观阙日长宫漏静，蓬莱天近彩云低。
编摩十载紬金匮，出入常时候土圭。粉署清幽花影转，娇莺自在向人啼。[13]
金幼孜也有《内阁新成次大学士胡公韵》组诗，其一有“秘阁新开紫禁西，高甍辉映与云齐”之句。[14]这时胡广寄诗慰问在南京生病的杨士奇，杨有和诗十首，分成两组刊于杨的集子里。《胡学士在北京闻予病，寄诗慰问，次韵奉酬》（七首）云：
玉堂新署绿阴凉，日想承宣近御床。班马雄词真特达，唐虞化日正舒长。（其一）
头白目昏过五十，不禁四体病交攻。君恩未有涓埃报，却怪书来感叹同。（其四）[15]
又《答胡学士（胡学士在北京闻余病，寄诗慰问，依韵奉答。十首之三首）》云：
卧病幽居况独居，愁来何物可消除。一箴远寄千金重，赖有文渊学士书。（其一）[16]
胡广于永乐十四年四月进文渊阁大学士，卒于十六年五月。（《明史·胡广传》）杨士奇卒与于正统九年，年八十，则永乐十三年他刚及五十岁。此组诗作于十四年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十五年北京就开始兴建新的宫殿了，要统一规划建置，不太可能从事这种单建内阁的工作。再者，十四年杨士奇为五十一岁，与“头白目昏过五十”是相合的。这年九月成祖南还京师，次年三月再一次北巡，其时北京的兴建工程已经正式开始。杨诗中的“玉堂新署”当是十四年四月以后九月以前新建的北京内阁，位于北京禁城内西边，与此前简陋直舍的方位一致。
永乐十九年，北京宫殿成，成祖宣布迁都北京。此次北京的兴建是完全按照南京宫殿的规格来的。文渊阁仍建于奉天门之东，位于文华殿南面。大概这时内阁就迁到文渊阁了。这可以从下面一件史实中看出来：
（永乐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夜，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火势猛烈，而奉天门东庑切近秘阁。公（杨荣）奋身直入，麾卫士三百人，将御书图籍并积岁制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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