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杨荣传》（卷148）亦记其事：

　　明年定都北京。会三殿灾，荣麾卫士出图籍制诰，舁东华门外。

从上引诸人诗文来看，永乐时以阁臣典内外制，制诰图籍当属内阁所处。此处“秘阁”当指奉天门之东的文渊阁，而东阁靠近左顺门，在文渊之东，与奉天门隔得较远。
　　对于内阁重新建于宫殿之东，亦有咏其事者。曾棨有《东华门内新馆初成入直有作》云：

东华楼观郁岧峣，高阁新成抗碧霄。秘府图书金作匮，御沟流水玉为桥。
草分碧色承殷辂，鸟弄歌声和舜韶。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18]

明初文渊阁为藏书之所，见宣宗《文渊阁铭》及永乐十九年北京宫殿成时大臣们所作诸赋。曾棨此诗言“秘府图书”，又言“东华门内新馆”，则此新馆当为新建的文渊阁无疑。王绂《和曾侍讲题新建秘阁韵》有句云“帝城东望势岧峣，阿阁新成逼九霄。玉署近临清琐闼，粉垣新映赤阑桥。”[19]金幼孜亦有《和子啓曾侍讲敕建内阁之作》一诗。[20]此皆其时之作，可见此时内阁的方位已与文渊阁相合。
　　宣宗屡屡临视文渊阁，一时传为美谈。[21]相对于后来皇帝与阁臣的隔膜而言，宣宗的这种做法是突出的，但其实这与永乐时成祖临幸内阁的习惯是一致的，不值如此美化。杨荣有《驾幸文渊阁谢表》云：

　　臣杨荣等兹者钦蒙圣驾临幸文渊阁，周视臣等寓直之所，特颁恩命，增益室宇，兼赐饮馔器用，周悉备至。圣恩广大，感戴惟深。谨上表称谢者。[22]

此处杨荣就把文渊阁称为“臣等寓直之所”，可见内阁已经转到文渊阁了。洪、永时期的文渊阁既是翰林们所处之地，又是众多庶吉士读书的地方，断不能做到“常人所不能到”，其机密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此时内阁转到文渊阁里，先前并不深严的文渊阁就变得深严无比了。王鏊《震泽长语》卷上记道：

　　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文华殿之前，前对皇城，深严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至其地，阁中趋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

此后，阁臣入直之所就基本上固定在文渊阁了。因此，人们在观念上就把入直内阁等同于入直文渊阁了，实没有想到明初内阁位置有一个变迁的过程。嘉靖年间，阁臣曾一度到西苑当直。这是后话了。

两点补充

　　一、明代内阁初建时已经实有其名，实有其址

　　对于明初内阁的得名与地址，另有刘礼芳、王其榘两先生曾作过一番辨证。王认为永乐初解缙等人仅仅是翰林长官，是成祖的“代言”之臣，并没有“入直文渊阁”，而且其时也没有“内阁”之名。[23]刘认为成祖初建内阁时，其址也不在文渊阁，而是在“奉天殿侧成祖视朝后憩息的便殿”，并且“内阁”之名最早亦在洪熙宣德之际才开始出现，从宣德中后期开始，才被经常使用，成为内阁机构的专用名称。[24]从本文引述的资料来看，明代内阁初建时已经实有其名，实有其址。当时阁臣工作的惯常情形正如杨士奇《御书阁颂·序》所言，内阁诸臣早朝后退至阁中治事，一直工作到黄昏时才出来，而成祖则常常临幸其地。若说内阁在永乐时期是一个连名称都没有的机构，恐怕是说不过去的。本文所引资料是很不完全的，明朝初期的文集里还存在不少的诗文涉及这个问题。就资料的真实性而言，这些诗文要比后来史著中的论述更有说服力。

　　二、对“内阁”之名由来的补充说明

　　一般认为，内阁之名与地处“大内”、“内廷”有关。这是令人怀疑的。为什么当初明太祖不在建立文渊阁、东阁伊始就把文渊阁、东阁叫做“内阁”？可见内阁之得名恰恰由于它比这些馆阁拥有更为独特的因素：内阁比文渊阁、东阁更深入内廷。也就是说，阁臣比翰林官更为接近皇帝。在洪武年间，普通的翰林官都可以与闻机密，但到永乐时，只有出身于翰林的阁臣有此权力，而普通的翰林官则真正成为闲曹了。[25]这恰是成祖设置内阁的初衷，即建立一套自己可以随时召问的顾问班子。
　　对于“授餐大内”和“避宰相之名”，笔者是这样来看的。王鏊曾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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