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易代之际, 世事纷扰, 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魏晋清谈之关系》中所言, “时移世易, 又成来复之象, 东晋之末叶, 宛如曹魏之季年”。在新旧鼎革的历史关头, 何以自处, 士大夫必须做出选择。此时, 已远离官场, 归隐田园十馀年, 又年届六旬的陶渊明, 对社会人生抱有何种心态, 是值得探询的。学术界常常有一种看法, 认为陶渊明在归隐之后, 心情日益趋于平淡, 即便有苦闷, 亦只是由追求与自然合一时的内心冲突所致, 且越到暮年冲突就变得越微弱。愚意以为, 这类观点, 似乎过于轻看了晋宋之际政治时事对陶渊明这位感诗人内心所造成的冲击, 亦多少忽视了其躬耕生活所遭遇的种种艰难困苦给诗人精神上带来的重负。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陶渊明集中那些所谓“金刚怒目”之作, 大多写于他的晚年, 这多少透露了陶渊明“如何蓬庐士, 空视时运颓”的心路历程。所以, 可能更合符实际的情况是, 陶渊明在晚年的人生和政治态度, 恰与他中年时的“平淡”相反, 是相当激烈和不妥协的。萧统《陶渊明传》载:

　　（渊明）躬耕自资,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 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 麾而去之。

按檀道济为江州刺史是在元嘉三年五月, 其时晋宋易代已历五载, 渊明则年过六旬, 老病贫困弥加。其拒绝檀氏馈赠一事, 正显示了他的上述态度, 亦即坚决维护一个贫者的尊严并始终不与刘宋新贵集团合作。所以清人顾易作《柳村谱陶》，因此事谓渊明是“姜桂之性, 到老愈辣”。而直到渊明辞世, 这样的态度都未或之改。
　　就今天大致可以确定其写作时间的陶诗来看（主要参考王瑶辑《陶渊明集》、逯钦立辑《陶渊明集》、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清·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中的系年），陶渊明晚年之作, 大致包括《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岁暮和张常侍》、《咏贫士》、《杂诗》之一部分、《有会而作》、《乞食》及《拟古》、《述酒》、《饮酒》、《读<山海经>》、《咏三良》、《咏二疏》、《咏荆轲》、《挽歌辞》等数十首, 这些诗有不少都对社会和人生表现出一种抗愤。我们可以从其中所显示的陶渊明对贫困和易代两方面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以便具体说明诗人晚年思想行为的激烈。

一

　　诚然,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 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矰缴奚施, 已卷安劳”（《归鸟》）而感受到“日夕气清, 悠然其怀”（同上）的超脱与宁静, 为此而创作了许多表现“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之情的愉悦诗篇。可是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 其冲逸淡远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在渊明五旬以后所写的《与子俨等疏》中, 可见这种变化的端倪。疏中言：

　　少学琴书,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 时鸟变声, 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 遇凉风暂至, 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 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 机巧好疏, 缅求在昔, 眇然如何！病患以来, 渐就衰损；亲旧不遗, 每以药石见救, 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 每役柴水之劳, 何时可免? 念之在心, 若何可言。

又有“吾年过五十,……性刚才拙, 与物多迕, 自量为己, 必贻俗患，僶俛辞世, 使汝等幼而饥寒”等语。从这些文字中, 可以看出陶渊明归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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