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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巨猾肆威暴, 钦鴀违帝旨；窫窳强能变, 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鵕鹗岂足恃！
诗中所举, 都是一些神话中人物, 字面上, 也只是就这些子虚乌有之事发抒感慨。然而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和诗人在其中投注的激烈感情, 它们却决非无谓之语。正如王瑶先生所言, “诗中怜悯祖江独死, 说明不可为恶之旨, 当为宋武帝弑晋恭帝而作。”
从年岁上看, 永初中渊明已将近六旬, 但在上引的这些诗里, 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人进入迟暮后常有的随和平淡, 也不似渊明素来的“静穆”。相反, 可以发现, 渊明到老, 对世事仍是相当认真执著的, 不仅追求理想, 崇尚道义的精神不减“抚剑独行游”的青年时期, 而且还在诗中一再显示出某种忠臣烈士生死以之的“猛志”奇节。《读<山海经>》中，诗人同情欲衔微木填平东海的精卫；怀感虽死仍执干戚而舞的刑天；赞美与日竞走, 力尽而死, 功在身后的夸父；《咏三良》中, 凭吊投义赴死, 异路同归的义士；而在《咏荆轲》中, 更是对酬报知己, 誓灭强嬴的刺客那种“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凌厉越万里, 逶迤过千城”的英雄豪侠气概备极歌颂, 虽奇功不成, 仍有“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馀情”的无尽缅怀。不难看出, 为渊明所称颂的这些神话或现实中人物所具有的“宏志”“猛志”“忠情”“奇功”，亦正是渊明自身的骨鲠狷介处, 是他胸中慷慨豪宕之气的自然流露。所谓“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诗人内心始终存在的“猛志”，使他在迟暮之年对黑暗政治仍保持了不妥协的批判锋芒。 三
在业已了解了陶渊明晚年对政治的态度之后, 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这就是渊明既然在晚年如此愤激, 他是否如沈约所说, 是忠于晋室, 耻事二姓呢? 换言之,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诗人那些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诗篇中的政治思想倾向或深层心态呢? 个人以为, 对此问题, 应当从影响渊明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老年情绪心理方面来讨论。一般而言, 陶渊明是一位具有高度超悟哲学修养的诗人, 思想上并不斤斤执著于一家一姓的得失兴亡, 其愤激本身, 与老年心理中易出现的异乎于中年的“认真与激烈”有关。从心理学角度看, 一个人由最初的个性、气质、信仰与理想追求在其情绪心理上烙下的印记, 在经过了中年期可能有的淡忘之后, 往往会在老年时复苏。暮年回顾平生, 价值理想的基本实现, 固可使其心理上感到满足, 获得宁静；然而如果看到昔日追求和当今现实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 此生无法弥合, 一种理想破灭的痛苦有可能使秉赋刚直者的内心产生强烈的激惹, 导致其情绪愈加趋于愤世和厌弃流俗。陶渊明晚年的心境中, 无疑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影响渊明晚年心态的政治思想因素, 来自不同渊源的两个方面。较显的一面是渊明一向奉行的儒学理想主义原则, 此点使他对统治者的“为恶”难以容忍。从他在刘裕代晋过程中的态度转变, 不难看出此点。如前所述, 刘裕起家之初, 消灭桓玄, 重安晋室, 拯民水火, 彼时渊明对他并无恶感, 甚至还心存希望。义熙以后, 刘觊觎帝位, 步步紧逼, 为之不顾国家大义, 逆顺之理, 不择手段地延揽大权, 把持朝政。到义熙十四年, 刘裕对登位已是迫不及待, 因“昌明之后犹有二帝”的谶言, 遂废安帝立恭帝以足其数, 次年就迫恭帝禅位于己。此种行为, 已无异于以强凌弱, 巧取豪夺。而尽管恭帝去位时有“今日之事, 本所甘心”之语（见《宋书》卷二《武帝纪》中），刘裕仍不放心, 最终鸩杀恭帝, 开启了东晋南朝禅国之君不得善终之恶例。其行径, 无疑与渊明奉持的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格格不入。晋末天下昏乱, 有德者出而主政, 拯济苍生, 本在情理之内, 儒家在政治上, 亦一向有侮乱取亡, 废昏立明之权变。渊明达者, 尚不至于抱狭隘的节义观而只着眼于晋室的王业污隆。然而儒学道德理想原则不仅看重目的, 亦不忽视手段, 目的既通过手段达到, 手段的正义与否亦必然反映或影响目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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