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干宝《晋纪·总论》论古代天下鼎革, 举文、武建周为例云:“三分天下有其二, 犹以服事殷；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 犹曰‘天命未至’；以三圣之智, 伐独夫之纣, 犹正其名教, 曰‘逆取顺守’；保大定功, 安民和众, 犹著大武之容, 曰‘未尽善也’。”以为如此始能“积基树本, 经纬礼俗, 节理人情, 恤隐民事”。此为三代之垂范, 后世许多取天下者虽崇拜权力, 但在手段上都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每每粉饰天命, 收买民心, 务欲使改朝换代显得更合符天理人情。魏晋以来, 禅代相循, 古道日颓, 窃国者已全然无视道义之掩饰。刘裕之篡晋, 同样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其残忍凶暴诛杀无辜的做法, 固为仁厚正直之士所不忍见, 其欲达到之目的, 亦不得不为人之所非。且刘氏当权以来, 纵然在一些内外举措上有差强人意之处, 但就整体政治模式而言, 则无非以暴易昏而已。而刘宋开国以后, 其寒人政治的劣点立即暴露无遗, 统治层中猜忌诛杀, 内乱不已。种种现状, 都令志行高洁, 秉性贞刚, 崇尚理想的陶渊明, 对由田舍翁暴发起家. 毫无政治道德感可言的刘裕之流, 于失望之外, 更多了一层愤懑反感鄙夷厌憎的情感。此种心情下写出的诗篇, 自是激楚之音多于恬静之气。
从前文之引证中还不难看出, 渊明集中, 多有向往仗剑独行, 纵横四海之侠士生活的诗篇, 如《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杂诗》中的“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蹇翮思远翥”诸句, 锋芒未敛, 气度豪雄；易代之际, 更是寄怀于抗暴御侮, 扶危济难的烈士奇侠, 所以清代龚自珍咏陶渊明, 有“吟到恩仇心事涌, 江湖侠骨恐无多”的诗句。而渊明内心的这种刚烈侠义气概, 除源自传统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和成仁取义之价值观之外, 还受到另一种重要的然而亦是潜在的和易被忽视的思想成分的影响, 这就是古代墨家学派的社会正义观和建立在它基础上的任侠精神。
简言之, 墨家学派在先秦为显学, 其组织比较严密, 思想主张亦为下层民众所偏爱。所以虽历经秦人坑火和汉代独尊儒术的打击, 一度在学术领域湮没无闻, 但它的很多社会思想, 却在秦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原始道教教义中保存下来并凝结在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陶渊明受墨派思想影响的主要途径, 分析起来, 当与其祖传的宗教信仰有关。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 陶氏家族为溪人之后, 世传天师道信仰（参见《金明馆丛稿初编·〈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其家族中, 不乏持律甚严的道教徒。对这一家族的某些成员而言, 祖传的信仰虽并不明确表现为入道的形式, 但教义中蕴含的哲学理论却会在其思想行为方式上打下极深的印记。象渊明曾祖陶侃和渊明本人, 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关于天师道教义中保存的墨家思想及陶侃与陶渊明在各方面受墨派影响的诸多表现等问题, 当作专文阐述, 此不赘言）
墨家重义, 这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 所谓“兼相爱, 交相利”，平等的互利互爱, 即是所谓“义”。墨家崇尚的道德原则, 大多源自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精神追求和行业规则, 反映了他们希望冥冥之中有一强有力者出来保护弱小者利益的思想观念。由于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受到侵犯没有保障的, 所以墨子尤其主张尊天事鬼, 以天、鬼这样的人格神来制约上层统治者的侵夺欲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