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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沙尘暴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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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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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塞”，二月乙丑“黄雾四塞”，晋穆帝永和七年（351）三月“凉州大风拔木，黄雾下尘”，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春二月癸未“黄雾四塞”，太元二十年（395）十一月“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十月丙申“黄雾昏浊不雨”等[9]。再以唐代为例，在当时的记载中，沙尘暴通常写作“黄雾四塞”、“雨土”，或如《旧唐书》卷36《天文志下》所谓“黄雾昏”，《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所谓“黄雾昏浊”，《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所谓“昏雾四塞”，《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所谓“风霾，日色无影”，《旧唐书》卷32《天文志二》所谓“风霾，日无光，近昼昏也”，以及《旧唐书》卷19上《僖宗本纪》所谓“天雨黄土遍地”，《新唐书》卷35《五行志二》所谓“雨黄土”、“黑风雨土”、“雨土，天地昏霾”、“大风雨土，跬步不辨物色”、“大风，飞沙为堆”等。两《唐书》记载唐代289年间，沙尘暴凡25次，平均11.56年一次。
汉代沙尘暴发生较少，自然有各地方气象记录尚不十分完备的因素，也就是说，可能存在沙尘暴虽然发生然而却未曾在史书上留下记载的情形。但是在神秘主义观念弥漫社会上下的文化背景下，严重的灾异是受到特别的重视的，执政集团因此承受沉重的压力，甚至往往因此引起政治争斗，因而这种异象在记载中遗漏的可能性非常小。应当说，沙尘暴在当时确实是较为罕见的天气现象，这也是这一天象一旦发生则往往受到当政者重视的原因之一。
对于作为灾异的沙尘暴，当时人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基点出发，联系政治文化进行神学的解释。每当这样的灾异发生，多有政要发表行政检讨，或进行政策修补。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则借此进行政治批判。联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情形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今天就这一现象进行历史分析，当然应当以科学的眼光，从自然生态条件和人文活动影响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
两汉时期沙尘暴发生的密度较小，有多种因素，当时生态条件与今不同，植被状况比较完好，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人口的数量和农耕的规模，都可能影响自然环境。而当时人们的自然观和生态观的某些积极内容，也可以对生态保护产生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中都有关于限制砍伐山林的规定，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也记录了有关伐木的时日禁忌。这些适应生态条件，爱护生态条件的礼俗，在汉代民间依然发生着显著的影响。《四民月令》中有正月“可剶树枝”，“自是月以终季夏，不可以伐竹木”等内容，也是体现生态保护意识的文化迹象。就对自然植被的保护而言，新近发现的敦煌悬泉置遗址墙壁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禁止伐木 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令落乃得伐其当伐者
毋擿剿 谓剿空实皆不得摘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毋侵水泽□陂池□□……
毋焚山林 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也虫草木□□四月尽
毋烧灰 谓□……
毋用火南方 尽八[10]
这一资料，可以说明对于植被的保护，当时已经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些自觉或并不十分自觉的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礼俗和制度，都是我们在讨论两汉时期的生态条件，认识当时相应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形态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对于历史时期的沙尘暴灾害，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综合研究。然而现有成果就文献资料的搜辑来说，尚远远未能完备[11]，更深层的研究自然难以推进。本文以两汉时期为限，试作必要的分析，而更进一步的研究，尚有待于今后的工作。
历代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作中，杜甫、李白各有“一去紫台连朔漠”（《王昭君二首》），“蛾眉憔悴没胡沙”（《咏怀古迹五首》）的名句。明代画家仇英在《明妃出塞图》中描绘了汉代西北边地“朔漠”千里，“胡沙”连天的景象。
历代吟咏王昭君事迹的诗作中，杜甫、李白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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