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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东晋高门在“家贫”的幌子下贪污受贿是何等地明目张胆；而“世始叹服之”一句又反映象王述“足自当止”的情况肯定极少，一般当继续贪污受贿。《抱朴子·百里篇》指出：西晋县令选任之弊极重，“或父兄贵重而子弟以闻望见选，或高人属托而凡品以无能见叙”。赴任后“冒于货贿，唯富是图，肆情恣欲，无止无足”。显然这风气一直延续到了东晋。
为了把持郡县职位，东晋高门甚至公开限制选用庶族。《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出身琅邪王氏，为吏部尚书，宰相司马昱命以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补湘东郡太守，彪之坚决反对说：“秣陵三品县耳，殿下昔用安远，谈者纷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岂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湘东虽复远小，所用未有朗比，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殿下若超用寒悴，当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实未足充此选”。东晋大臣多信卜术，而卜术之人绝大多数出身庶族[7]，曲安远、奚朗当不例外。由此可见，郡县官职虽然不能说绝对排斥庶族，但如非“人才可拔”，就会“谈者纷然”，遭到高门抵制。这就无异于表明，一般必由士族充任。当然，这里说的县是“三品县”，指的是按制度应由门地三品的人治理的县[8]，而没有涉及三品以下的县。在东晋，由于门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三品虽非高品[9]，另有二品县专用来安置门地二品的高级士族[10]，但从“三品佳邑”的口气看，三品县还是很不坏的。另外，秣陵、句容每县领户约5000[11]，在东晋南朝为数也不多。所以，除了三品县，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三品以下的县是否也排斥庶族。
《晋书》卷九九《桓玄传》：“置学官，教授二品子弟数百人”。此处之“二品”，指的是门地二品[12]。如加上三品以下低级士族的子弟，数量肯定要庞大得多。而当时东晋全部统治区只有郡约二百，县约一千[13]，其中二品县、三品县、大郡、近郡更少[14]。此外按制度郡县一任六年，时间很长，也加剧了分配的紧张。大概主要由于这个缘故吧，到刘宋孝武帝时竟将六年一任改为三年，后来甚至连三年也无法坚持。《南史·恩幸传》说：“晋宋旧制，宰人之官，以六年为限，近世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年）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所以在郡县任期未缩短，数量或许还要少一点的东晋，高级士族肥缺争不到，退而求其次或更次是必然的趋势。《南史·王镇之传》：出身琅邪王氏，“以母老求补安成太守。……为子标之求安复令”。安成是远郡[15]，领县七，刘宋统户6116，西晋统户3000，东晋如折中于二者之间，则统户约4558。他为儿子所求的安复令，属安成郡，按七县平均数计，统户651。再如王述求试并大肆受贿之宛陵县，虽属近郡（宣城），民户却不多，刘宋统户1012，西晋统户2136，东晋仍按二者之折中计，则为1574。又如孙盛所历长沙太守，刘宋领县七，户5684；所求的浏阳县属此郡，按七县平均，领户812。西晋长沙郡人口较多，领县十，户33000，平均每县领户3300。东晋之折中数为领户郡19342，县2056[16]。以上各县比起秣陵、句容等三品县来，领户相差远甚；甚至安成一郡的领户也只有4558，比秣陵、句容每县领户5000还少。然而即便这样次的郡、县，高级士族同样没有放松钻营、攫取。
不仅如此，户口更少的郡、县，高级士族也不拒绝。如陈郡谢尚曾任历阳太守，而历阳郡刘宋时仅领户3156，口19470。颍川庾翼曾历西阳太守，而西阳郡刘宋时仅领户2983，口16120。谯国桓石虔曾为南顿太守，而南顿郡刘宋时仅领户526，口2365。《通典》卷七《食货》七载，宋孝武帝时全境共统户约90万，口468万；当时共设郡238，县1179，平均一县领户约760，口近4000；一郡领户近4000，口近20000。据此，上述历阳、西阳诸郡户口均低于此平均数，而南顿郡相差更悬殊。当然，这都是刘宋数字，但由于从东晋到南朝初年南方户口不断增加[17]，东晋郡县户口一般可能还少一些，因而和此处之分析不会有多大出入。
如果以上看法不错，则在东晋不但二品县、三品县、大郡、近郡，而且不少贫瘠、边远、户口甚少的郡县也落入高级士族手中。如果再考虑大量低级士族也在钻营、争夺，那么不难推测，纵然三品以下的县，甚至很次的县，庶族也很难插足。
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武原令，属南彭城郡。郡领县十二，户11758，口68163，则每县领户980，口5680。
东安太守，领县三，户1285，口10755。
海西令，属临淮郡。郡领县七，户3711，口22886，则每县领户530，口3269。
彭城内史，领县五，户8627，口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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