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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太守，领县八，户5913，口29267。
洮阳令，属零陵郡。郡领县二，户3828，口64828，则每县领户547，口9261。
临沂令，属南琅邪郡。郡领县二，户2789，口18697，则每县领户1394，口9348。
以上为刘宋统计，东晋数字一般可能还要少一些。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这些数字和上述晋宋郡县平均户口数比，有的不及（东安太守、海西令、洮阳令），有的超过（武原令、彭城内史、平原太守、临沂令），而和高级士族“屈就”的郡县相仿，这就证明，刘裕及其婚姻家族一般不可能是庶族。第二，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在三代人中没有一人治理过象吴郡、会稽那样的大郡（户约50000）甚至没有治理过万户之郡，所治县户数也远较三品县秣陵、句容为少，这又证明他们一般决不可能是高级士族。
再看第二类官：郡功曹。
郡功曹“主选举”，曹魏“皆取著姓士族为之”[18]。后来有些变化。京师显贵子弟起家多改由三公、相国、将军各府掾属[19]，但位望稍差的官吏子弟或地方上豪族仍以郡功曹为入仕的重要途径。见《晋书》《唐彬传》、《段灼传》、《忠义刘沈传》、《庾峻传》，《荀岳墓志》、《石 （ ）墓志》等[20]。而且出仕本郡是一种特权。《晋书·束皙传》：祖父两代均郡太守，因兄璆得罪三公石鉴，“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久不得调”。这是以压制仕州郡作为打击手段，反过来也就证明仕州郡包括当郡功曹在当时还颇为荣耀。东晋郡功曹的地位似乎又有所下降。著名北方高门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袁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子弟无一仕郡，这可能和北方高门侨居江南，土断前与地方关系不密切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因为郡吏的地位下降而不屑为，所以土断后北方高门仍不仕郡，而江南高门中显赫的各支也一直不为郡吏。他们的出路大多数情况是由司徒、丞相、将军府辟为掾属，或起家佐著作郎、秘书郎，至少也得充州佐。后来南朝起家州从事的人方被视为“士流”[21]，大概就是由此进一步发展而成的制度。在东晋只有高级士族中位望最次的家族还继续仕郡。如会稽虞预先后为县功曹、郡功曹；兄喜，也出任过郡功曹。会稽虞氏作为南土士族位望本无法与南渡之北方士族相比，而虞喜兄弟一支又是其中更差的[22]。再如吴郡顾辟强“历郡功曹”[23]，而他也不属顾荣、顾众、顾和等比较显赫的各支。他如孔严、谢沈、虞謇等，情况大抵相同[24]。不过尽管如此，郡功曹一般还得由低级士族充任，庶族仍不敢染指。《宋书》卷九一《孝义·吴逵传》：吴兴人，“太守王韶之擢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就”。王韶之任吴兴太守有两次，这一次在刘宋景平元年（424），离刘裕代晋才四年，很明显，吴逵之固辞功曹，反映的是东晋的风气。当然，所谓“门寒”在东晋情况比较复杂，也有可能指低级士族，甚至个别高级士族[25]，但根据吴逵“家徒壁立，冬无被绔，昼则庸赁，夜则伐木烧砖”的境遇，再以与吴逵同时由王韶之察孝廉的潘综当过“左民令史”[26]显然出身庶族作为侧证，似乎还应该推定吴逵所谓“门寒”是指自己的庶族身份。所以刘裕及其婚姻家族，仅从充任郡功曹这一点看，一般也不可能是庶族，多半应是低级士族。
至于第三类官职则更明显地体现了刘裕家族的特点。
尚书郎：这是一个把持在士族手中的官职。《颜氏家训·涉务篇》：“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只不过因为事务烦剧，第一流高门后来逐渐不大愿意充任除吏部郎以外的其他尚书郎了。《晋书》卷七五《王坦之传》：“仆射江虨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虨遂止”。此事又见《世说·方正篇》，刘注：“此知郎官寒素之品也”。然刘说是不对的。所谓“第二人”，乃指比太原王氏位望稍逊的第二流以下的高级士族[27]，而决不是指“寒素之品”。《晋书》卷七五《王国宝传》：“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也是此意，是将膏腴之族与一般高级士族相比，而不是与“寒素之品”相比。通观东晋一代，除王导这一支以及极少数高门（如太原王湛一支）未为吏部以外之尚书郎外，其他高门如琅邪王氏中位望微减的王彪之、王准之、王韶之、陈郡袁乔、颍川荀伯子、吴郡顾众、济阳蔡谟等，都当过尚书郎[28]。其中王彪之、荀伯子之事更能说明问题。《晋书》卷七六《王彪之传》：“从伯（王）导谓曰：‘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于时。至于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由此虽可看出诸王佐要比尚书郎清贵，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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