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中丞，弹萧惠开曰：“非才非望，非勋非德”。萧惠开祖源之，是刘裕继母之弟，父萧思话作为外戚，“早见任待，凡历州十二，杖节监、都督九焉”[38]，而惠开仍被讥为“非望”。由此似可推定萧氏东晋时是比刘氏还差的低级士族，所以有时也得当侍御史，宋初上升了，但尚未被公认，刘瑀之讥，其故或即在此。另一面，刘裕一家虽为低级士族，但父刘翘只是个郡功曹，娶继室萧皇后时家道大概更加中落。《宋书》卷四一《萧皇后传》称：“高祖（裕）微时，贫约过甚，孝皇（翘）之殂，葬礼多阙，高祖遗旨太后百岁后不须祔葬”。“祔葬”即合葬，晋代贵族均行此礼制[39]。刘裕不主张祔葬，大概是怕合葬时显出过去的寒酸来。后来萧太后遗令仍葬刘翘兴宁陵中，但只允许在同一莹域之内“别为一圹”，而不动旧坟，与刘裕遗旨并不矛盾。这虽是稍后之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氏家族之没落。所以当刘裕父亲之时，面对现实，完全有可能续弦一个比自己门望更差的姑娘。然这并不影响我们认定刘裕出身低级士族，相反，正好体现了这一家族当时之特点。
当然，以上三类官（除侍御史外）只能说一般情况下必须由士族充任，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如王彪之所谓“人才可拔”）庶族仍可入选，东晋史料中这种例外也并不罕见。但刘裕家族却不可能是这种例外。因为在其本族和婚姻家族中不是个别人充任这三类官，而是整整三代人都离不开这三类官，这岂能是例外呢？
又，《宋书》卷五五《臧焘传》、《南齐书》卷五三《傅琰传》载：刘裕的“外弟”（表弟）北地傅弘仁，“以中表历显官，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这个傅弘仁的上代世系以及本人在刘裕执政前之情况均不详，其所历显官当然不足为门第很高之据，但一般说来，北地傅氏乃魏晋士族，如果再联系上述刘裕家族的婚宦，似亦可推定傅弘仁出身士族，并作为刘裕门第的一个侧证。
认为刘裕出身庶族最主要的根据是他家贫穷，甚至以卖履为业，受人歧视。但仅仅根据贫穷是无法分辨士庶的。因为即便望族、士族，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也可能一个时期内生活艰难。此例在魏晋南北朝决非个别。突出的如曹魏的贾逵，“世为著姓，冬常无裤”。西晋高门颍川庾衮，“诸父并贵盛，惟父独守贫约。躬亲稼穑，以给供养，……岁大饥，藜羹不糁……”。东晋出身高门沛国刘氏，后娶公主的刘惔，“家贫，织芒 以为养”。东晋出身高门谯国桓氏，后娶公主并执掌军政大权的桓温，父彝死后，“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温乃以（弟）冲为质”。东晋高门琅邪王韶之，“家贫……，尝三日绝粮”[40]。《颜氏家训·涉务篇》说：“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所说“悉资俸禄而食”虽未必全然，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在浙东均经营田庄[41]，但由于当时江南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的限制，和原南方士族大地主已广占良田的制约，这种情况确不在少数。而资俸禄而食，一旦因某种原因如早死、降官、丢官等，家庭生活发生困难是完全可能的。上述刘惔、桓温、王韶之等当即属此类。刘裕上代一直当县令、太守，到父翘时下降为郡功曹，因而生活贫困当亦属此类。而这是不足为刘裕出身庶族的主要根据的。
最后想就高级士族和低级士族的区分略加申述。陈寅恪先生将渡江之北方士族分为上层、次等和下层士族，归刘裕入次等士族之列。但从东晋的社会制度看，似乎直到东晋末年士族仍只有两等，即高级和低级，或“高门”与“次门”。《宋书》卷八三《宗越传》：“本南阳次门”，“安北将军赵伦之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使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觊之点越为役门”。赵伦之镇襄阳在东晋末年，见《宋书》卷四六本传。宗越早在他镇襄阳之前已是“次门”，而次门下一等即“役门”，也就是庶族，所以后来宗越立功后“启太祖求复次门”。他既不敢觊求高门，又不甘心沦为役门，似说明次门和役门间并无别的阶层。据此似东晋士族只有两等，而以将刘裕门第归入低级士族较为合适。
[1]《廿二史札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2]《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十七史商榷》卷五四“楚元王二十一世孙”条。
[4]以上参见《宋书·武帝纪》、《刘遵考传》、《后妃传》、《臧焘传》。
[5]《晋书·王导传》。
[6]《世说·品藻篇》“王修龄问王长史”条注引《中兴书》。
[7]参见《晋书·艺术传》。
[8]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一文。
[9]《宋书·恩幸传序》：“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
[10]二品县，见《御览》卷二六九引宋武帝诏。在晋代品第人才没有一品，实际上二品就是极品，见上引唐文。
[11]《宋书·州郡志一》丹阳尹和《晋书·地理志下》丹杨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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