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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彪之却不愿“超迁”，甘心为郎；而彪之不但出身琅邪王氏，父彬官至尚书右仆射，而且本人后来顺利地升至吏部尚书、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显然不是什么“寒素”。《宋书》卷六十《荀伯子传》：“常自矜荫籍之美，谓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弘即王弘，是王导曾孙。宣明乃谢晦字，是荀伯子妻弟，虽非陈郡谢安的嫡支，也是高门，当时权势正盛。荀伯子可能自矜颍川荀氏是汉魏以来的望族，“六世九公”[29]，而陈郡谢氏大体上从东晋中期方显赫起来，所以对谢晦等表示轻视。然而就是这个荀伯子，也当过尚书祠部郎。由此再一次证明，尚书郎决非高门不屑充任之官。
正员郎：即正员散骑侍郎[30]，是和员外、通直散骑侍郎对比而言的。在东晋一般也由士族充任。如王导的儿子王洽，孙子王珉；颍川庾亮的弟弟庾怿；东晋名臣高平郗鉴的孙子郗恢等[31]，均曾为之。而上述“自矜荫籍之美”的荀伯子，还曾当过“员外”散骑侍郎。《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员外散骑侍郎”，可见已经制度化了。此外，琅邪王氏另一支的王韶之还曾当过“通直”散骑侍郎。“员外”“通直”声望都逊于“正员”。这些就从另一角度证明当正员郎的一般不可能是庶族。当然，这类官后来似乎和散骑常侍一样，逐渐不为高门所重视[32]，但那是刘宋以后的事，而且直到南齐，正员郎按制度仍是士族充任的清官[33]，这也是不能不看到的。
治书侍御史和侍御史：情况与尚书郎、正员郎不同，在东晋很不受重视。高级士族除陈郡袁瑰在渡江初当过治书侍御史外，其他从无任此职及侍御史的。相反，据前引《晋书·王彪之传》，他反对用庶族曲安远、奚朗当秣陵令、句容令、湘东太守，却不反对当殿中侍御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类官多半用的是庶族。不过，据《宋书·百官志》，治书侍御史“魏晋以来，则分掌侍御史所掌诸曹，若尚书二丞也”，地位应略高于侍御史。又《梁书》卷五十《文学·谢几卿传》：由尚书郎转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谢几卿是高门陈郡谢灵运的曾孙。他对此职虽不乐为，亦未坚拒。这虽是稍后之事，但联系袁瑰的情况，似乎可以推定，在东晋治书侍御史声望比侍御史要高一些，或许一般是用低级士族充任的。
助教：《宋书·百官志》、《通典·晋官品》中均无助教，但《通典》卷三八《魏官品》中载助教品第八，估计晋代当相同。《南齐书·百官志》：国学“助教淮南台御史”，似乎也是高门不为之官。但这大概是刘宋以后的变化，东晋尚非如此。《宋书·范泰传》：上表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所贵在于得才，无系于定品。……今有职闲而学优者，可以本官领之。门地二品，宜以朝请领助教，既可甄其名品，斯亦敦学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旧从事。”范泰上书在刘裕代晋的第二年，反映的当然大体上是东晋的情况。从表文看来，西晋助教用的是二品，东晋已降低要求，但肯定仍是士族，因为范泰主张以奉朝请领助教，而奉朝请在东晋是比较清贵的。《晋书·职官志》：“……后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诸尚公主者刘惔、桓温皆为之”。刘惔出身高门沛国刘氏，“为名流所敬重”。桓温出身高门谯国桓氏，后来执掌整个东晋大权。二人又都娶公主，和皇室结亲，所充任的奉朝请位望当然低不了[34]。又《宋书·恩幸传附朱幼传》也说：“……有济办才能，遂官涉二品[35]，为奉朝请、南高平太守，封安浦县侯”。也是把门地二品与奉朝请连在一起。当然朱幼为此官在宋明帝时，据《宋书·百官志》：“永初（刘裕年号）以来，以奉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朱幼出身贫贱而当上了奉朝请，正是“选杂”的一个证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定东晋的奉朝请相当于门地二品之官，相反，恰恰证明就制度言直到朱幼之时尚未变化，虽然从刘宋起已经“选杂”了。如果这一看法不错，那么由奉朝请所领之助教，地位也不会相当于南台御史，否则门地二品的士族定会拒绝。从范泰的语气看，东晋助教大概降到了门地三品或三品以下，与门地二品不相称[36]，而范泰又认为门地二品的子弟需要当助教以“敦学”，于是想出了以奉朝请兼领的办法来。总之，在东晋，助教一般决不会由庶族充任。
从以上第三类官中尚书郎、正员郎言，我们似乎应该推定刘裕及其婚姻家族决非庶族。然就治书侍御史、侍御史、助教说，又不会是高门，恐怕只可能是一个低级士族。其中侍御史虽然地位更低，多由庶族充任，但这可能正好符合兰陵萧氏和刘裕一族当时的状况。因为兰陵萧氏虽然从刘宋起因与帝室通婚，特别经过齐梁两代作为皇族而上升为高门，但在东晋，社会地位却还比较低。《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追述萧氏先世，与刘裕家族通婚的这一支最早只能追溯到刘裕继母的父亲萧卓[37]，再往上至后汉萧苞其间九世，皆无名位可传。另外，《南史》卷十五《刘瑀传》：宋初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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