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吴中后期的军政舞台上，诸葛恪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的荣辱成败不仅关系其个人或家族之兴亡，而且影响着孙吴政权的盛衰。不过，对诸葛恪历来评价分歧颇大，誉之者将他与乃叔诸葛亮相提并论，抑之者则贬斥为乱臣贼子。但无论誉之、毁之，有关评论多集中在孙权、孙亮父子更替之际的北伐活动上，而对其一生军政活动的发展过程及其他方面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对他的相关评论难免带有片面性。有鉴于此，本文对诸葛恪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论述孙吴中后期政治的变化及其走向。

一、“少有才名”：诸葛恪辩论戏弄之事及其所显现的门风问题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人，其父诸葛瑾东汉末年避祸至江东，瑾为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之兄。瑾长期充任孙权的长史等军政参谋职务，为人谨慎，从政稳健，深得孙权敬重，是孙吴侨寓之士的杰出代表。《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瑾与“（孙）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难自诘让，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显陈，乃乞以意私自问，遂于权前为书，泛论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毕，以呈权，权喜，笑曰：‘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岂谓此邪？’”又称“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 陈寿在《三国志》卷五二传末“评曰”中也称赞“诸葛瑾、步骘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说明瑾是以德望见重于世的人物。正是由于诸葛瑾的努力，确立和巩固了诸葛氏在江东的地位。从当时情况看，在孙吴侨寓家族中，琅邪诸葛氏之门望仅次于彭城张昭家族[1]。
　　诸葛恪为瑾之长子，肩负家族承传的重任，但瑾对他极不放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恪“名盛当时，（孙）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诸葛瑾如此担忧家族的命运，在于诸葛恪的才学、作风与之大异其趣。《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恪“少知名”，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可见恪自少便以才显名，反应快，善言辞，“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之所以“见而奇之”，“深器异之”，正在于此。孙权出自寒门，在文化上受儒家礼法的约束较小，表现出轻脱佚荡的特征[2]，造成了当时盛行的嘲弄戏笑的风尚。在这方面，诸葛恪是孙吴朝臣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很得孙权赏识。关于孙权、诸葛恪之间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个方面，请略述之如下。
　　其一，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三国志·诸葛恪传》：

　　恪父瑾面长私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

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一》引刘氏《小说》：

　　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诸葛亮）？”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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