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兴年间诸葛恪北伐及其失败原因的分析

　　经历长时间的“二宫构争”，孙权于赤乌十三年废黜太子和，将鲁王霸赐死，以年幼的少子亮为太子，卷入“二宫构争”的不少士大夫人物也遭到无情摧残。太元元年（251），孙权病笃，他开始物色孙亮的辅政人员，诸葛恪等人得选。《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孙亮传》：太元元年冬，“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三国志》恪本传载“权不豫，而太子少，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领少傅。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注引《吴书》载之更详：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后引恪等见卧内，受诏床下，权诏曰：“吾疾困矣，恐不复相见，诸事以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权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

由于诸葛恪具有一定的士大夫的政治立场，在江东儒学大族政治代表人物多遭厄运之后，他成为孙吴社会中重要人物，所谓“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说明人们对他的推崇，孙权也顺势诏令“有司诸事一统于恪”。
　　不过，恪主持军国大事，缺乏名望，当时侍中孙弘便利用孙权之死，图谋秘不发丧，想矫诏诛恪，恪得孙峻帮助才保住权位。这表明恪之辅政地位很不牢固。他当时给驻守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写信说：“……吾身顾命，辅相幼主，窃自揆度，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惧忝丞相辅汉之效，恐损先帝委付之明，是以忧惧惶惶，所虑万端。且民恶其上，动见瞻视，何时易哉？今以顽钝之姿，处保傅之位，艰多智寡，任重谋浅，谁为唇齿？”[20]这体现出身为首席辅政大臣的诸葛恪的孤独而忧惧的心态。哪如何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呢？诸葛恪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恪一主政，便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三国志》恪本传注引《吴书》载孙权死前着力提高恪之声望，“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诸法令有不便者，条例以闻，权辄听之。中外翕然，人怀欢欣。”这是对孙权统治中晚期以来法禁严酷的情况加以调整，意在争取民心。孙权死后，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21]所谓“罢视听，息校官”，就是废除为士大夫社会痛恨的“校事”制度，而“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22]，因而深得士民的拥护，“众莫不悦”。另外，他也注意整治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孙权第五子齐王孙奋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作书重申儒家尊卑之意和法令条禁，批评奋“多违诏令，不拘制度”的恶行，责其迁出军事重镇武昌[23]。恪这一举动十分坚决，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不仅如此，诸葛恪甚至有迁都的打算，《三国志》卷四八《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载“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孙和传》也载：“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孙亮传》则载建兴元年（253）冬十二月恪新作武昌端门和内殿受灾的情况。迁都为国家大事，恪当政未久，竟有迁都之思，原因何在？恐怕主要是建业为孙吴皇族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大本营，恪不仅欲有所改革十分困难，其本身地位也常受冲击。可以说，作为孙亮首辅的诸葛恪，其处境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当时有识见的政治人物是心知肚明的。《三国志》恪本传注引虞喜《志林》：“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以为圣人讲“三思而后行”、“再思可矣”，何必责我“十思”呢？虞喜评曰：“此元逊之疏，乃机神不俱者也。”确实，恪性格粗疏，入都前未知建业政局复杂，一旦执政，意欲通过政治变革提高声望，阻力重重，难以进行，无奈，遂生出迁都之意。但此事影响极大，涉及方方面面，难以落实[24]。
　　迁都既不得，诸葛恪发动了针对曹魏的北伐，想通过建立军事业绩来提高声望，进而加强权力。建兴元年十月，恪领兵四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