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诸葛恪 |
 |
时间：2009-7-24 13:55:10 来源：不详
|
|
|
心腹之疾”。
[15] 关于孙吴的建国道路及其“江东化”进程，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的相关论述甚为精辟，请参看。
[16] 当然，这是从孙吴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着眼的，如具体分析某一个人或一个家族，侨人的情况也很复杂。如彭城张昭及其家族，由于思想文化因素，他的政治立场往往与江东大族人物一致，而与孙权屡生冲突；而且其后代已开始与吴地大族子弟联姻，并逐渐改籍江东。琅邪诸葛氏也有这种倾向。这种情况充分表明孙吴时期社会矛盾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17] 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当推方北辰先生《魏晋南朝江东世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0）的有关论述，请参看。不过，对孙吴南北人士的地域分野及其斗争不可绝对化，还应注意其文化立场。对此，拙文《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五期）有所论述，敬请参看，此不赘述。
[18]《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19] 当然，我们也不应完全否认诸葛恪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在立嗣问题上主张嫡庶有别。《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奋传》载恪执政后，对骄横的齐王孙奋上谏曰：“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从恪之训诫齐王奋的言论看，他对鲁王僭逆的情况是不满意的，显示了他的士人的立场。
[20]《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21]《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
[22] 诸葛恪之政治改革，有的是针对孙权弊政的，《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桃李华。孙权世政烦赋重，人彫于役。是时诸葛恪始辅政，息校官，原逋责，除关梁，崇宽厚，此舒缓之应也。”所谓“桃李华”之类的谶言不足信，但将恪之改革与孙权“世政赋烦，人彫于役”的情况联系起来则是正确的。
[23]《三国志》卷五九《吴书·吴主五子·孙奋传》。
[24] 有学者认为诸葛恪迁都之议，本身便是其图谋北伐的一个重要步骤。如中国台湾学者刘淑芬先生《在建康与六朝历史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以孙吴立国的形势而言，如欲采取主动攻击，也以都于武昌较为理想。孙亮之世，诸葛恪秉政，派人修治武昌宫室，预备迁都武昌，……但后来并未付诸实现。诸葛恪是主张主动攻击的人，他曾北征淮南，所以有此构想。”（见其所著《六朝城市与社会》，学生书局1992年，第10页）
[25]《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以为应养兵息民，“观衅而动”，“今乘此势，欲复大出，天时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为未安。”恪以为他“未见大数”，必须熟读自己的言论，方可“开悟”。又，同书《滕胤传》载胤与恪同为辅政，以为易主之际，人心思定，一再出师，恐丧前劳而招后损，故“不如案甲息师，观隙而动。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恪曰：“诸云不可者，皆不见计算，怀居苟安者也，而子复以为然，吾何望焉？……今吾因国家之资，藉战胜之威，则何往而不克哉！”
[26] 诸葛氏在孙吴一支覆没，诸葛瑾有一子乔曾过继给弟亮，后亮才得己子。《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与兄元逊俱有名于时，论者以为乔才不及兄，而性业过之。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嫡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附马都尉，随亮至汉中。年二十五，建兴六年卒。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还复为瑾后。”
[27] 对此，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八“《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条有论云：“元逊但知忠武频烦出师，而不规其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年而后南征，还师之后，又蓄力一年，乃屯汉中，其明年始攻祁山耳。恶有狃于一胜，主少国疑，群情未一，遽图轻举乎？是役也，虽克新城，归将不免，而况违众玩寇，弗戢自焚，衅非马谡，不请贬三等，谢创夷之众，塞同异之口，乃更思兴作，愈治威严，虹绕鼈鸣，身分族赤，画虎类狗，元逊之谓也矣。”胡三省在《通鉴》卷七六有注云：“恪自谓其才足以办魏，不欲以贼遗后人，吾不知其自视与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师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与贼支久，卒无成功，齌志以没。恪无孔明之才而轻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强吴，适足以灭其身，灭其家而已。”这都指出恪之用兵轻率。
[28] 对这一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