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舆率营兵所入之南掖门为宫城门之一。孙秀“不敢出省”之“省”，即禁省，亦即宫殿、禁中（内）。汉代郎中令/光禄勋“掌宫殿掖门户”，此处之“掖”指掖庭，而与宫城之掖门无关。《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掖门”条：“汉制：内至禁者为殿门，外出大道为掖门。应劭曰：掖者，言在司马门之旁掖也。”“又有南掖、北掖、东掖、西掖、左掖、虎贲掖门。”由此可知，殿门是进入禁中之门，而出掖门即为京城大道，自指宫门。《汉书》卷一〇《成帝纪》：建始三年“秋，关内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陈持弓闻大水至，走入横城门，阑入上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吏民惊上城。”应劭曰：“无符籍妄入宫曰阑。掖门者，正门之傍小门也。”师古曰：“掖门在两旁，言如人臂掖也。”民女所阑入之掖门只能是宫门而不会是殿门。晋代宫殿宫城制度与汉代尤其东汉洛阳宫城制度相似，南掖门应为宫门而非殿门。据此，西晋“宫中兵”之宫即宫城。左卫将军王舆“率营兵七百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表明左卫营在南掖门外，不在宫中，但由于宫殿中诸禁卫官均由左、右卫将军所领，故其可以自由出入宫掖门，并对宫中兵发号施令。三部司马则宿直殿内，侍卫禁中，殿中将军亦当在殿内统率殿中诸职进行守卫。下文载“秀及超、猗遽走出，左（右）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收孙奇于右卫营”，按其所走出自当从殿内逃出，此表明右卫营在殿外宫城内。左卫将军王舆若非执行特殊任务，便在宫外办公，则西晋时左卫将军营署就在宫外，而右卫将军营署在宫内，表明当时右卫将军比左卫将军更加亲近。上引史料还说明，前军将军谢惔与黄门令骆休、司马督王潜皆侍卫殿中，黄门令与司马督侍卫殿内自无疑义，而前军将军也可能为殿内禁卫武官。守散骑省閤之大戟当即大戟楯一类虎贲。 

四、齐·成都·东海诸王专政与禁卫军权

　　赵王伦被逐，晋惠帝复位，不久西晋政权便为齐王冏所控制。《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顿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冏于是辅政……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领军。”虽然握有数十万大军，齐王冏仍然不放松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以其亲信将领何勖担任中领军。举义诸王中，长沙王乂入洛，“拜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将军。顷之，迁骠骑将军、开府，复本国”，外示优崇，实则剥夺了其对禁卫军权的掌握。河间王顒“进位侍中、太尉”，亦与军政大权无缘。成都王颖则率军返回其根据地邺城，“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亦为优崇之职，与实际朝政无关。[12]
　　齐王冏之专权及对举义诸王的任命引起他们强烈不满，河间王顒（时已镇长安）与成都王颖等出兵讨冏，长沙王乂“奉乘舆屯南止车门，攻冏，杀之”，自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2]（卷四《惠帝纪》，卷五九《长沙王乂传》）}。《晋书》卷四《惠帝纪》：太安二年（公元302年）“八月，河间王顒、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乂，帝以乂为大都督，帅军御之”。十一月“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乂，幽于金墉城，寻为张方（顒将）所害”。永兴元年（永安元年/公元304年）正月，“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三月，“河间王顒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七月，“右卫将军陈眕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己未，六军败绩于荡阴”。到齐王冏及河间、成都、东海诸王参与政争之时，战争已经波及到黄河南北广大地区，此时军事力量的较量远比禁卫军权的控制为重。尽管如此，禁卫武官的活动及禁卫军权的掌握仍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关注。河间王顒进攻长沙王乂，其将张方入洛进攻西明门，“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 ^{[2]（卷五九《河间王顒传》）}，可见中军左右卫仍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禁卫力量。成都王颖挟惠帝至邺，“表罢宿卫兵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 ^{[2]（卷五九《成都王颖传》）}，将晋惠帝宿卫兵编入相府，处于其控制之下，而以其王官宿卫，控制着惠帝。在成都王颖进攻长沙王乂之时，“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卷五九《东海王越传》）}。禁卫武官因疲于战守而反戈，是长沙王乂丧失权力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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