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牍帛书

　　近年来，新疆、甘肃的汉晋时期的遗址和长江中下游沿线的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简牍和帛书材料，如尼雅出土的汉文和佉卢文文书、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江苏等地出土的秦汉简帛、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等等，都多少不等地包含了一些珍贵的中外关系史料。有些材料还在继续整理当中，有的则已经陆续发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悬泉汉简中的西域史料，大大丰富了前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悬泉的发掘简报已经发表[4]，但全部简牍的图版和释文尚未刊布。胡平生、张德芳编著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发表了部分重要的有关汉朝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史料[5]。何双全、张德芳、王子今、殷晴等先生已经就其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探讨[6]。最近，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又利用悬泉汉简贡献给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7。相信随着这批汉简的全面公布，将会引起更多的讨论和更新的研究结果。
　　继上个世纪初楼兰、尼雅发现佉卢文资料之后，近年中日尼雅考古队发现的佉卢文简牍数量不少，《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一、二卷（1996、1999年）中有莲池利隆和林梅村分别做的部分文书释文，但全部文献目前还没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们期望其中会有不少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尼雅新发现的汉文简牍不多，但1930—1931年斯坦因在尼雅发现而没有带走的汉文木简，最近在英国图书馆找到了它们的照片8。林梅村先生发表《尼雅汉简中有关西汉与大月氏关系的重要史料》，揭示了其中保留的一些重要史事9。
　　江淮地区近年来发现了大量的简帛资料，其中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材料不多，但有些零散资料对于理解早期中国与南海的交通，颇有帮助，如饶宗颐先生最近揭示的王家台秦简《归藏》所提到的“周穆王卜出师而枚占”，尹湾汉墓简牍中的“象林候长”，均值得重视10。数量更多的长沙走马楼出土吴简，因为主体部分尚未发表，因此还不清楚到底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中西关系史多少有用的新资料。
　　简帛材料十分难得，总体来讲数量不多，但价值很大。目前，简帛研究，蔚为大观，我们应当从纷纭复杂的研究文献里，辑录有关中西关系的史料，在文字专家解读的基础上，加以历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还应留意流散海外的汉晋简牍的收集和整理，因为有不少资料尚无清晰的图版发表。

　　2．敦煌吐鲁番文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包含着大量的新史料，但由于大部分有价值的文书在20世纪初就流散国外，给全面利用这批文书资料造成极大困难。由于各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一些重要的有关中西关系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已经整理出版，如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沙州图经》、三种摩尼教残经、两种景教文献和敦煌文书《唐天宝十载敦煌县差科簿》，早已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经常引用的资料。吐鲁番、库车、焉耆发现的梵文、吐火罗文佛典和伊朗语、突厥语摩尼教残卷，也是西方学者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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