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比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所利用的书籍来说，还有一些传世的史籍不知何故为《汇编》所漏收。如《水经注》，其中包含大量中印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也保留了不少求法僧的记录，大概因为当时无善本可依，因此《汇编》全未采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水经注》的整理本25，可以对照伯戴克（L. Petech）对有关部分的译注26，加以重新钩稽和整理。此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传世古籍中，也有不少重要的材料，如新刊《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印古籍中，因为发表了一些过去没有公布的文献资料，所以可以从中辑出一些相关的内容。而有些《汇编》已收录的书中，亦可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发掘出新的史料。 

　　6．文物考古材料

　　与出土石刻资料相似的是新出土的文物材料，最近五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物材料，包括罗马、波斯与粟特系统的文物，如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罗马和伊斯兰玻璃器、波斯与粟特锦，还有表现宗教人物、神祗、胡人及外来物质文化的塑像和壁画，亟待进行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研究。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按发现的地点做过概要的总结27。最近，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出土胡商文书》、齐东方《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罗丰《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等文对相关专题做了透彻的研究28。我想，今后通过学者们对大量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所进行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可以大大补充文献材料之不足，而且文物材料的形象性，可以和文献材料相互补充，互相印证。 

　　近年来，我的一项主要的研究工作，就是收集整理上述这些文献材料（也包括考古文物资料），并加以考释研究。拙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收录的一些文章，就是该项工作的部分成果。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出版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系统地收集起来，汇编出版，把零散的史料系统全面地展现出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方便；也希望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的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一些汉唐中西关系史上不为人知的史实，并根据新的材料，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以此来丰富我们对汉唐间中西文化交往史的认识。 

[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辅仁大学，1930年；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中华书局新版，2003年。
[2]黄时鉴主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页；收入《周一良集》第4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586页。
[3]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此据《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266页。
[4]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4—20页。参看吴礽骧《敦煌悬泉遗址简牍整理简介》，《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98—106页；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文物》2000年第5期，21—26页；又《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27—45页；何双全《敦煌悬泉置和汉简文书的特征》，作者《双玉兰堂文集》上，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361-375页。
[5]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3－174页。
[6] 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台北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文化大学，1999年12月10～12日；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年第9期，91—95页；王子今《〈长罗侯费用簿〉应为〈过长罗侯费用簿〉》，《文物》2001年第6期，76—77页；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10—17页；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史实》，《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79-82页；叶爱国《〈过长罗侯费用簿〉的定名》，《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68页。
7 两文收入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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