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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店，1982），集部，明別集類，頁198。
[3]《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集部總集類，頁2819。
[4]《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一九三總集類存目，頁1762。
[5]《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二五五《黃道周傳》，頁6595。
[6]張岱《石匱書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三七《黃道周傳》，頁221。
[7]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三七《黃道周金聲列傳》張岱論贊，頁225。
[8]《明史》卷二五五《黃道周傳》，頁6592～6599；又卷二四《莊烈帝本紀二》，頁326。
[9]《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頁6509～6510）載楊嗣昌在奪情起用前“以父憂去，復遭繼母喪”。《明史》卷六○《禮志一四》（頁1493）載，依明制，其“斬衰三年者：子爲父母，庶子爲所生母，子爲繼母”。故楊嗣昌應服滿三年喪期，始得復居官位，而據《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卷九六崇禎十一年七月壬戌條（頁5813）載：“嗣昌于丁丑（案崇禎十年）二月趨朝時，父服閱十八月，母服纔五月也。若奪情之命，又先乎此。”案據《國榷》卷九五（頁5762）記載，所謂“奪情之命”，詔下於崇禎九年十月甲申，故明顯背戾明朝典制。
[10]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中華書局，1977）列《東林黨議》一節（頁1025～1059），專門記述明末黨爭之緣起經過；已故謝國楨先生所著《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一書，更詳細論述了這一時期的黨派爭執，可以參考。
[11]南明時幾社中堅夏允彜撰《幸存錄》（上海，上海書店，1988，影印原商務印書館印《明季稗史初編》本），列有“門戶大略”一節（頁287～294），反思東林黨人的諸多失誤和缺陷，不贊成“後世之論，必一賢一邪，有難渾者”的評判。作爲党社中人，夏允彜對於東林黨活動的反思是必要的，也是允當的。但是，不管是對於後世的評判者來說，還是對於明末實際政治鬥爭的當事人來說，從總體上看，這兩大陣營之一賢一邪，終究還是涇渭分明，不容混淆的。
[12]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6月）史部正史類“明史”條（頁370）謂：“明世七卿，以吏部、兵部、都察院爲尤重。”
[13]《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頁6510～6521。
[14]夏允彜《幸存錄》“流寇大略”條，頁312。
[15]計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一“楊嗣昌奏歲饑”條，頁23。
[16]趙翼《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三五“明末書生誤國”條（頁806～807）即持此說，可參看。
[17]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八《孫承宗傳》，頁75～80。《明史》卷一一○《宰輔年表二》，頁3384。
[18]史惇《慟餘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東林經濟”條（頁71）云，在東林所謂“大經濟”諸人中，唯有孫承宗“少見方略”，其餘諸人率不值一提。
[19]王世德《崇禎遺錄》（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明史資料叢刊》第五輯本）崇禎十二年九月，頁14）。
[20]李世熊《寒支二集》（清道光八年姚江陳氏木活字本）卷四《答黎媿曾簡》，頁22a。又清人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史部正史類“明史”條，頁377），雖然指斥楊嗣昌爲“蓋世之奸”，卻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有才”的人物。
[21]范景文《范文忠公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叢書集成》初編本）卷四《讜論當存人材可惜疏》，頁65。
[22]彭遵泗《蜀碧》（上海，上海書店，1982，影印神州國光社《中國歷史研究資料叢書》本）卷一崇禎庚辰秋七月，頁11）。
[23]《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頁6510～6520）。案王世德撰《崇禎遺錄》，雖極力稱讚楊嗣昌的才能，也不得不承認（頁15）：“唯用熊文燦以誤國，罪無所逭耳。”李世熊《寒支二集》卷四《答黎媿曾簡》（頁22a）記載，黃道周也說楊嗣昌是“以不善用人而敗”。
[24]張岱《石匱書後集》卷三七《黃道周傳》，頁222。
[25]《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頁6510；又卷二五五《黃道周傳》，頁6599。
[26]張履祥《言行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2003，《楊園先生全集》本）卷二，頁904。
[27]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總論流寇天下”條，頁680。
[28]查繼佐《罪惟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列傳卷二五《楊鶴傳》，頁2493～2494。
[29]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七“楊鶴受降”條，頁13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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