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情形也大致相似。雖然解學龍向朝廷力薦黃道周，但是在一同被逮之前，他與黃道周也沒有絲毫往來，從“未有執手之歡，杯勺之雅”[120]。所謂“結黨標榜”，不過是爲共同的道義追求相互感召而已。
如上文所述，黃道周由刑部轉入北鎮撫司獄受審，是在崇禎十三年年底的時候，葉廷秀與董養河稍遲也入北司獄中。清人全祖望，謂在北鎮撫司刑訊之後，“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案指黃道周）改下北寺”，以爲黃道周一直被關押在北鎮撫司獄中，所說應有差誤[121]。黃道周在北司獄中時，有詩云“淹留北寺五月餘”，此後“未幾，轉西庫”[122]，所以黃道周大致應在崇禎十四年六月前後，轉回刑部獄中，亦即所謂“西曹”。當年年底，黃道周出獄，遣戍辰州[123]。此《西曹秋思》前有葉廷秀小引，說他與黃道周、董養河相互唱和於“辛巳之秋”，辛巳即崇禎十四年，正與三人一同羈押於刑部獄中的時間相吻合。
（六）文獻價值
葉廷秀在卷首的“小引”中說明，他們三人的這些唱和詩，是由他首先提起；陳刻本黃道周詩的標題，表明黃道周是在葉廷秀、董養河二人“各完平韻詩三十首”之後，才動筆“分篇和之”；再結合書中每韻下三人的排列次序均爲葉廷秀、董養河、黃道周，這說明其唱和經過是葉廷秀首唱，董養河、黃道周相繼應和。
詩詞不同傳本之間的比勘，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這是因爲作者在世時，往往會一再推敲修改字句，於是就會有處於不同修改階段的若干種文本流傳於世；再加上後人在傳佈過程中，有意的更改或者無意的錯訛，就會有許多文句出入。並不是早出的傳本就一定要比晚出的更好。下面僅標注諸本異同而不做優劣裁斷，就是出於這一原因。
但是，比較《西曹秋思》上述三種傳本之間的異同（詳下附錄原文校勘），可以看出，南明原刻本《西曹秋思》，有幾種明顯優於其他兩種傳本的優點。一是內容完整。全書每人每平韻各賦詩一首，總計九十首，陳刻本僅收黃道周詩十首，爲全書九分之一；孫抄本雖篇目完整無缺，可是有許多闕字。此原刻本只在“十二侵”韻葉廷秀詩中闕失一字。二是比較準確地保持了三人詩作的原始面貌。原刻本與孫抄本的差異，主要是孫抄本抄寫的文字錯訛；原刻本與陳刻本的差異，則主要是詞句的更動修改。據卷端“記”，原刻本的底稿，是董養河的兒子董師吉錄自西曹獄中，所以，陳刻本的詞句更動，只能出自這以後。
《西曹秋思》在詩研究之外的史料價值，如所記黃道周北伐出師時之心態、情景，爲研究黃道周人生觀念的絕佳資料；又如董養河沒有傳記，清初錢謙益爲《列朝詩集》所選詩人做小傳，在陳勳的傳記下，附帶提了他幾句，簡略得甚至連明朝滅亡以後董養河是否依然在世也說不出來[124]，而此書則清楚記述董養河是在崇禎十六年秋，爲防守京城，積勞成疾而去世。至於通過這些特殊境遇下的詩作，來研究黃道周、葉廷秀、董養河諸人的內心世界，可以挖掘的價值更多，特別是葉廷秀和董養河另外都沒有留下詩文著作，這本唱和詩集，也就顯得彌足珍貴了[125]。
記①
辛巳之春，小子師吉，入侍燕京。適石齋黃夫子，爲廷諍下錦衣，葉潤山先生以疏白同坐，先大夫以宿好被織②。
【校異】
① 案孫抄本列此記於卷末，《四庫提要》所據“庶吉士梁上國家藏本”也列此記於書尾。今案從內容和形式上看，似以列在卷首更爲適宜。②宿好，孫抄本“宿”作“夙”。
時天下憂疑①，君子仄足②。倪文正公在林下，投書於執政，有南北部復見今日之語。黃夫子聞之，謂先大夫及諸同事曰：“鴻寶之言過矣！東漢黨人，遺恨千載。上乏明君，內多嬖倖，士君子徒相標榜是非於下，戮辱之慘，固其宜也。余直道不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或以過激獲罪，何有黨名？竊笑近所謂東林、西林，日向予喋喋者耳③。”
【校異】
① 憂疑，孫抄本“憂”作“皆”。②君子仄足，孫抄本無“君子”二字，“仄”作“失”。③日向予喋喋者耳，孫抄本“耳”作“自”。
以是羇棲西曹，吟詠土室。或書《孝經》以鬻食，或解《周易》以見志。彼此賡酬，互相戒勉。師吉侍側服勞，黃夫子嘗曰，孺子可教。故凡父師著述，皆手錄而珍襲之。未幾賜環，公道大眀，中外胥快。而倪文正公隨起少司馬，至都取西曹諸作，如經解，如雪草，一一較梓。曰非天王眀聖①，安有此耶？
【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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