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館臣所說，雖大體不誤，但基於提要體例，只能止於勾勒粗略輪廓。關於黃道周諸人繋獄的經過，還有一些具體細節，需要說明；特別是黃道周彈劾楊嗣昌的真實原因，舊史所記，迷離隱約，尚有待於發覆者。

（一）黃道周與明代末年的政治背景

　　黃道周在明末，論學爲一代名儒，“以文章風節高天下”；處世性“嚴冷方剛，不諧流俗”[5]，“強忍敢言，以聖賢自命”[6]；爲政則是清正諍臣，史稱其“一往孤忠，行將與天子爭勝”[7]。黃道周“與天子相爭勝”，事不止一端。其較著者，始則於崇禎五年，因與皇帝辯詰朝政之非，招致雷霆之怒，在右中允位上被削籍爲民；崇禎九年復官後，在崇禎十一年七月，復又上書彈劾楊嗣昌奪情入主內閣。爲此，黃道周與思宗數度往復論辯，終不爲至尊之威屈折[8]。此即《四庫提要》所云道周被禍入獄之發端。
　　黃道周彈劾楊嗣昌，其表面原因，是楊嗣昌父母雙親，喪服在身[9]，依禮制只能居家守喪，不宜出世做官；實際上，卻關係到明末政治鬥爭的一個極大關節。
　　明代萬曆中期以後，以東林黨以及復社、幾社成員爲代表的朝野正派清流，與齊、楚、浙三黨、閹黨及其他奸邪黨中諸貪鄙庸劣之徒，相互對峙，衝突日甚一日，成爲明末政治生活的主線[10]。雖然論者以爲東林一派有時意氣稍盛，或繩人過刻，或持論太深，而且在他們當中也確實混雜有一些屑小奸佞之徒，然而，作爲左右明末朝野輿論、主持正義的強大政治派別，這些都是他們在如此浩大的政治活動中，特別是在當時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難以避免的缺陷。從後世研究者的角度，或是旁觀者的眼光，自然很容易剔抉出這些不足。但是，卻不能以書齋裏期望的理想狀態，來苛求實際政治活動的純粹和完美。另一方面，儘管在與東林作對的奸邪黨中，也間或有人，操守尚堪稱清正，卻不能因此而抹煞這兩大派別“一賢一邪”的根本差別[11]。
　　黃道周彈劾楊嗣昌，以及由此而被禍入獄，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背景。如果否認東林黨同其政敵之間賢正與奸邪的區別，也就無法合理地評判黃道周的行爲。

（二）楊嗣昌其人

　　楊嗣昌被奪情起用，初任兵部尚書，到職時爲崇禎十年三月。至崇禎十一年六月，改帶禮部尚書銜，“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此東閣大學士與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等一樣，是明朝中期以後事實上的宰相，通稱殿閣大學士，亦稱閣臣、閣員，或宰輔、輔臣。所謂內閣，即由數名殿閣大學士組成。楊嗣昌以內閣大學士而仍兼掌兵部，權重一時[12]，可見思宗倚重之深切。楊嗣昌在京中居相位未久，復於崇禎十二年九月，出閣督師，圍剿張獻忠。至崇禎十四年三月，卒於軍中[13]。
　　通觀楊氏一生，雖屬佞幸小人，但也並沒有什麽特別昭彰的劣迹。楊嗣昌受人病詬最甚的施政舉措，一是入閣前，於崇禎十年在兵部尚書任上，奏上因糧、溢地等四策，爲朝廷聚斂錢糧，籌措軍餉，入閣後復又堅持繼續搜刮；二是應對遼東女真的進犯，主張和議互市。
　　《明史》楊嗣昌本傳稱，朝廷依策籌餉的結果，是導致“民不聊生，群起爲盜”。楊嗣昌籍居武陵，當時這一帶尚有荒地待墾，所以有人以爲，他籌餉“以‘溢地’爲名，蓋言額外之地。此或楚中寥闊偶有之，而四方實無是也”[14]。似以爲楊嗣昌不諳世事而出此劣着。其實，楊嗣昌不但知道實際沒有多少“額外之地”，可以搜刮，而且還深知如此搜刮，會招致什麽樣的後果。早在此前十多年的泰昌元年八月，他就曾向朝廷奏報說，天下已經“民窮財盡”，若是再繼續無節制地徵斂，“只恐百姓自己做賊”[15]。明知如此，楊嗣昌還是這般力主搜刮民財，不過是應對內憂外患，要想有所展布，明知飲鴆止渴，也不得不爲之。
　　至於和議一事，各個時期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但總的來說，當時明廷沒有能力同時應對內亂外患，若非坐以待斃，只能或先和虜剿寇，或先撫寇擊虜。兩相比較，先與女真人媾和，或許尚不失爲一種具有某種現實可行性的辦法。若謂剿寇與擊虜兩相兼顧，恐怕純屬書生意氣，徒爲空言高論，其實更不宜實行[16]。
　　楊嗣昌於明廷大廈將傾之際，施展這些沒有辦法的辦法，其本意自然是希圖討取主上恩倖。不過崇禎一朝，十七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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