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存在很多值得非議的地方。儘管同情鄭鄤的人，後來做過幾種對他有利的解釋，但是鄭鄤確實參與了所謂“杖母”則應屬事實[86]。這在綱常倫理上實在說不過去。溫體仁這着非常毒辣，鄭鄤的事，誰都不好說話，對於以“綱常萬古，性命千秋”相自勵的黃道周來說[87]，尤其難以開口講話。在自己尊奉的綱常倫理與殘酷的現實政治之間，黃道周必須做出抉擇。
黃道周一生都在歸隱讀書與從事現實政治之間痛苦地抉擇。他一考中進士，就面對閹黨擅政弄權的黑暗局面，因此，絲毫無意於官場，所以往往一入朝便上疏請求退隱；但他又身懷一往孤忠，想爲國家做些事情，特別是在國家危亡、朝政危殆的時候，更覺得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只是他還沒有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退隱了，就可以安心讀自己的書，講自己的學，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是，只要他在朝一天，就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負起自己應盡的責任。因而，他能夠非常平靜地辭官，平靜地對待罷官，同時，也一向堅定不移地同那些魍魎魑魅做鬥爭，絕對不向他們妥協。而在鄭鄤這件事上，還有一項個人的原因，使他更不能撒手不管。這就是當初他和文震孟、鄭鄤三人籌劃，一同向魏忠賢發難，而他自己因顧慮影響迎養老母，臨陣改變注意，退縮沒有上疏。爲此，鄭鄤以爲他懦弱膽怯，黃道周心裏一直感到愧疚[88]。這種道義感，會進一步加重黃道周拯救鄭鄤以回應溫體仁等屑小進攻的決心。
黃道周在崇禎九年臘月才回到京城。這時鄭鄤入獄已整整一年。還朝做官不到四個月，即崇禎十年四月，黃道周就兩次上疏，請求休官回鄉，未獲允准[89]。五月，晉陞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司經局事[90]。六月，久旱修省，下旨求言，黃道周趁機上疏，抨擊溫體仁“身任重寄七八載罔效，尚擅權自若”；並委婉勸諫思宗，不要讓那些“市井細民，申勃稽之談，修睚眥之報”；同時指出當前要務中之“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證之事，悉以一面解其煩冤”[91]。案“勃稽”，《明史》本傳引作“勃豀”，謂家庭爭執糾紛，此則用以暗喻指控鄭鄤的罪過本屬家庭瑣事。議者以爲“時體仁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92]。後來黃道周彈劾楊嗣昌時，猛烈抨擊楊嗣昌奪情做官，是“干天地綱紀之常”，聲言“名位事輕，綱常事重”；可是，當他在奏疏中談到鄭鄤的事情時，卻又一次將其稱作“縉紳家庭小小勃豀”[93]。
從綱常倫理角度來看，楊嗣昌“奪情”，是受命于君王，“明旨偪切”[94]，不得不如此；而鄭鄤“杖母”，即使再有隱情，也不好說是非由兒子來參與杖打不可，這終歸是一件不孝不敬的事情。黃道周想方設法解救鄭鄤，甚至隨後利用自己的名譽聲望，對思宗說：“文章意氣，轗軻拓落，臣猶不如錢謙益、鄭鄤。”而鄭鄤卻正“墜淵壑”之中[95]，希冀思宗或許能夠從愛惜才華的角度，網開一面。可是，黃道周卻從來沒有正面爲鄭鄤“杖母”一事做過辯解。這說明他並不認爲“杖母”一事純屬誣枉。儘管如此，黃道周依然一再說，這只是“縉紳家庭小小勃豀”。
顯而易見，不管是抨擊楊嗣昌，還是解救鄭鄤，黃道周一直是從政治品質來看待區分其優劣高下，他並不是那種脫離現實政治立場而苛求個人生活道德完美的人。用黃道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要“爭於其大，不爭於其細”[96]。
由此，愈可見黃道周彈劾楊嗣昌，絕不可能僅僅是出自空洞的“綱常名教”觀念。如果一定要說是綱常，那就只能是黃道周所說的“天下綱常”[97]，這就是不能讓小人得勢，執掌權柄，危害社會。
（五）三君子入獄始末
面對溫體仁借鄭鄤案向東林發難，東林一派人士內部本來有不同的對策。黃道周的門人畿社領袖陳子龍，即以爲鄭鄤其人，“本公論所斥，諸君子誤收之。今既爲大奸所中，宜棄一人，以全善人之朋”[98]。從後來的事態發展來看，應該說陳子龍的主張更爲明智。但是，黃道周不想後退，就像他後來在隆武政權率師北伐，明知不可而爲之，一切不過是盡其心力而已。再說黃道周與鄭鄤，有爲正義的事業而共同冒險犯難的情義，他也不能像陳子龍一樣，脫離個人感情去做純理性的思考。這就像後來他剛一被赦復官，即不避朋黨嫌疑，上疏解救因受他牽連而同遭牢獄之難的解學龍、葉廷秀一樣。
黃道周解救鄭鄤沒有成功[99]，卻使自己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從這一點來看，“機深刺骨”的溫體仁，預計的圖謀算是完全得逞。君子與小人較量，往往如此。此不足爲怪，亦不足以爲道周病。
黃道周謂自己文章不如錢謙益、鄭鄤，而這兩個人的生活品行，都頗受時人病詬，如東林自己人黃景昉所云，“微獨鄤，即錢公亦未測何如”[100]。黃道周極力爲鄭鄤開脫，引起的消極後果，是緊接着在崇禎十年十月，確定東宮官屬時，因爲他的這種言論，不宜“爲元良輔導”，從而被排除在外[101]；而黃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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