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馬燈似地不停調換宰輔，前後相繼，總共竟然有五十人之夥，但大多或空疏，或庸陋，甚者則如溫體仁，卑劣不堪。除了像孫承宗這樣個別的“偉人傑士”，而實際入閣僅半年即離朝出鎮之外[17]，罕能有人才識品行，俱堪以膺此職事，針對外侮內亂，有所擘劃展佈[18]。在這些平庸奸佞者當中，相比較而言，楊嗣昌還算得上勇於任事，多少能有些作爲。明亡後，原錦衣衛指揮王世德撰《崇禎遺錄》，稱道“楊嗣昌實心任事，廷臣少有，而才亦足以濟之”[19]。王氏在書中對於東林黨人，多有貶斥，也許有人以爲他所講的算不上公論。然而，黃道周本人在事後超越個人愛憎，平心靜氣論及此事時，也感歎楊嗣昌爲一時人才[20]，這就不能不說是持平的公道看法了。
只是楊嗣昌的才能，實際上還遠遠達不到膺任宰輔的程度。楊嗣昌自以爲“淹貫古今，儼以豪傑自負”[21]。可是，史稱其“虛恢自用，又繁瑣無大略”[22]。如出閣督師，“躬親簿書，過於繁瑣。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實機會”。這顯然不是統領大局的器度。而一意孤行，堅持辟用並逥護“大言自詭”的熊文燦，以致一再貽誤征剿軍機，則說明其毫無知人之明[23]，而這恰恰是身任宰輔者所最需要的才智。
最初楊嗣昌獲知于思宗，是以“口辯見幸”[24]。當時，思宗正爲內外兵事乏人可用而憂慮，楊嗣昌則一向好言兵事，又曾歷任永平巡撫及兵部右侍郎等戎職，故思宗聽其言辯而信其才幹，相見恨晚，“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25]。嗣昌父楊鶴，則對其子好侈談兵事，很不以爲然，以爲其才能本不足以副之，“國家若用此人作本兵（案即兵部尚書），天下事敗壞矣”。時論以爲楊鶴有趙奢之風[26]。後至楊嗣昌出閣督師，果然有“（趙）括代（廉）頗”之譏[27]。楊鶴本任陝西三邊總督，應對陝北寇亂無方，以“撫賊欺飾”罪被逮，下刑部獄論死[28]。《明史·楊嗣昌傳》謂“嗣昌三疏請代，得減死”，實際上是思宗欲任用其子楊嗣昌，“故貰其死”[29]。楊鶴顯然體察到思宗的意圖，不知是出於忠心，還是出於保護嗣昌以免得招災惹禍的考慮，竟在免死謝表中勸阻思宗之任用意圖云：“臣既負國，臣子不勝任，恐無以匡王。”[30]知子莫如父，後來的事實證明，楊嗣昌自是不堪重任。至於其挾私傾害政敵，如曾彈劾過他的宋學朱與楊廷麟，都被他尋機借刀殺人，置之於死地[31]；其妄言欺誑，如妄自編造星象感應故事，取媚于思宗，並爲和議製造輿論[32]；等等，固然是小人秉政之慣行伎倆，不足爲怪。
楊嗣昌既是這樣並無過人之才能，那麽，黃道周又何以會有人才之歎呢？事實上，如同《明史》楊嗣昌本傳之史臣讚語所說，只是因爲“明季士大夫問錢谷不知，問甲兵不知”，往往徒托空言而不諳世事，楊嗣昌才能夠“得以才顯”。據云思宗即位之初，在褫奪宦官權柄的同時，本有“虛心委任大臣”的想法，無奈諸當事大臣，遇事多庸碌無所主張，如崇禎二年時女真進犯，京師戒嚴，思宗問方略於首輔韓爌，韓爌竟以遷都作答。於是，思宗“始有輕士大夫心”[33]。崇禎皇帝這種看待士大夫的心理，會使他愈加覺得楊嗣昌人才難得。
（三）彈劾楊嗣昌的真實原因
既然楊嗣昌並非庸陋不堪，從他以往和後來的執政舉措上看，也算不上大奸大邪，可是黃道周爲什麽非要觸怒崇禎皇帝來彈劾他不可呢？
黃道周準備彈劾楊嗣昌，本在楊嗣昌即將入閣前夕。起草奏疏後尚未呈遞，正值部院會推閣員。明代後期任用殿閣大學士，是由吏部尚書領銜，會合廷臣公推一候選名單，交由皇帝從中點定最終人選。
黃道周爲衆望所歸，不僅在這次推舉名單之內，而且東林一派的人甚至以爲，無人可出其右。他們只是擔心黃道周，別因爲這一奏疏惹出麻煩，從而影響入閣大事。於是，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勸戒黃道周說：“公得政，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即輕宰相，獨不爲天下計乎！”同時，還安排人日夜守候，看住黃道周，防止他率性行事。誰也沒有料到，結果竟是黃道周出局而楊嗣昌入閣。
黃道周自恨爲同列所誤，明知此時上疏彈劾，必然會被誤解爲是因自己沒有得到相位而挾怨攻擊他人，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強冒危險進言[34]。這說明楊嗣昌之執掌權柄，特別是其晉身宰輔，在黃道周看來，確實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那麽，黃道周如此不計後果，難道僅僅是因爲楊嗣昌喪服在身，違背禮制嗎？恐怕事情不會這樣簡單，黃道周似乎也不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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