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觀邇年諸臣，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吹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以來，盛談封疆，實非爲陛下之封疆，不過爲逆案而翻封疆，使諸芟鋤逆案者，無端而陷封疆之內。……臣觀古之聖賢，日夕經營，不過兩事，外攘夷狄，內屏小人。[70]

 顯而易見，黃道周以爲摒除小人，防止逆黨翻案，捲土重來，是朝政中最爲要緊的事務，所以，才會在退身自處之前，還不避忌諱，一再申說。而黃道周竟因爲這一奏疏，觸怒思宗，被削籍爲民[71]。
　　可以想像，一直這樣緊緊盯住閹黨餘孽不放，與其奮力抗爭的黃道周，當得知庇護閹党鷹犬郭鞏的楊嗣昌行將入閣的情況後，不能不全力予以阻遏。當年錢龍錫一案，雖然沒有釀成大禍，僅以錢龍錫遣戍定海了結，但那時思宗御極未久，閹黨剛剛鏟去，熊廷弼一案，荼毒之慘，尚歷歷在目，閹黨仍爲人所深惡[72]，東林黨人也還對朝政有較大影響，所以，思宗沒有聽任那些閹黨餘孽，來羅織朝中清正大臣。可是，到崇禎十一年楊嗣昌入閣時，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隨著日益專擅朝政，溫體仁不僅不斷排擠異己，使之離官去職，而且已經開始指使爪牙，公然興造冤獄，傾害東林黨人。崇禎八年，興鄭鄤之獄；十年，興錢謙益之獄。特別是鄭鄤一獄，如下文所述，本來就是沖着黃道周來的。形勢對於東林黨人，已經相當險惡，若是再有楊嗣昌這樣與閹黨相勾結的人入主內閣，起用郭鞏這樣的鷹犬，他們很可能就會再找機會，羅織熊案、袁案之類的封疆重案，大肆荼毒于東林黨人。特別是從逆案勘定之日起，閹党中人就“日謀更翻”，從未真正停止過活動。這樣，一旦奸邪得勢，完全可能全盤翻轉。後來阮大鋮在南明所爲，便是證明[73]。因此，在黃道周看來，朝政演變，一定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時刻，所以，他才會公然不避猜疑，力阻楊嗣昌入閣。

（五）在倫理觀念與政治現實之間

　　崇禎九年，黃道周以薦召復官還朝。前此，在崇禎八年十一月，黃道周的朋友庶吉士鄭鄤，被溫體仁彈劾入獄。鄭鄤受到彈劾的過失，主要是“假乩仙判詞，逼父振先杖母”[74]。鄭鄤饒有文才，而喜財好色，居鄉行事多不法[75]，故不爲鄉里輿論許可[76]，但溫體仁彈劾鄭鄤，卻是要以鄭鄤品行不端爲把柄，打擊報復東林黨人。
　　如前所述，鄭鄤與黃道周、文震孟爲天啓二年同榜進士，當年三人即曾一同謀劃擊斥魏忠賢。鄭鄤在天啓二年被貶秩外遣後，起初回鄉閒居[77]。天啓五年魏忠賢借熊廷弼案羅織揚漣、左光斗等下詔獄致死後，鄭鄤作《黃芝歌》相譏刺，一時流傳都下，鄭鄤本人則處境極其危險，不得不改名換姓，竄居山谷。魏忠賢垮臺後雖以原官任用，但尚未赴任即遭父親去世，居家守喪[78]。所以，通籍後將近十四年，鄭鄤差不多一直居於林下，這時在大學士錢士升的慫恿下入京，準備補官。文震孟當時雖正居職宰輔，卻受到溫體仁的排擠，很難施展主張，因此，他並不很贊同鄭鄤在這時進京[79]。不過作爲共過患難的同年密友，文震孟還是想盡力爲鄭鄤安排一個較好的位置，並爲此與溫體仁發生衝撞[80]。可是，文震孟的這種做法，實際上只會徒然加重溫體仁對於鄭鄤以及他同文震孟之間關係的猜忌與防範；再加上鄭鄤一到京城，就與溫體仁話不投機，溫體仁竟當面放話說：“公與文湛持（文震孟字湛持）同任國事罷，我久要歸了！”[81]顯然，這是把鄭鄤視作文震孟的心腹羽翼，誓不兩立。果然，溫體仁馬上從鄭鄤的個人生活上找到茬口，將其控告入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史稱溫體仁試圖由此發端，向文震孟和黃道周尋釁，伺機予以傾害[82]。由這一點也可以反證，文震孟、黃道周、鄭鄤三人之間，確實有着非同一般的關係，這就是他們當年共同策劃反抗魏忠賢所結下的深厚情誼[83]。
　　這是一次嚴峻的挑戰。從鄭鄤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不僅是對文震孟和黃道周的挑戰，更是對東林黨人的挑戰[84]。文震孟隨後就被溫體仁排擠罷官，並很快在第二年，也就是崇禎九年六月去世[85]。應付挑戰的任務，便落在黃道周一個人身上。
　　從當時的社會倫理角度看，鄭鄤的個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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