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未能進入內閣，很可能也是由於這一原因。至崇禎十一年七月上疏彈劾楊嗣昌，本來就有落選怨懟的忌諱，不便出面，黃道周又偏在這時犯難進言；再加上對待鄭鄤與楊嗣昌的道德評判，採用“雙重標準”，被思宗疑爲“朋比”；黃道周並且在衆多大臣面前，公然與思宗反覆爭辯，“勁氣直詞，百折不挫”，很不給皇帝老子面子，結果招致降職六級，貶謫爲江西布政司都事的處分[102]。但是，黃道周實際並未至貶所赴任，而是還鄉家居[103]。
黃道周雖然沒有到任，但從理論上來說，畢竟還是江西布政司的屬員。當時的江西巡撫解學龍，天啓年間是以“東林鷹犬”的罪名，在右給事中任上被削籍爲民的。崇禎十三年四月，已被擢陞爲南京兵部右侍郎的解學龍，離職前在循例向朝廷舉薦屬內官員時，推薦了遷謫於此的黃道周[104]。這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常套做法。按照慣例，發下相關部門處理，皇帝一般不再過問。可是，當時“庸劣充位”的大學士魏照乘，很害怕黃道周擢陞後，再來糾彈他們這些混事的所謂“伴食宰相”。於是，魏照乘硬是在解學龍的奏疏中吹毛求疵，抓住奏疏中讚譽黃道周“學問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孔孟”這句話作把柄，票擬聖旨云：“群臣結黨標榜，欺侮君父，屢旨訓誡，毫不省改。”思宗皇帝對於黃道周開脫鄭鄤而彈劾楊嗣昌一事，似乎還一直耿耿於懷，當即大怒，下旨“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105]。故黃道周與解學龍一道，在這年八月，被逮至京城，投入刑部監獄[106]。
當思宗逮捕黃道周的聖旨剛剛下達的時候，黃道周的門生陳子龍，爲母喪守制結束，正在去往北京起復補官的路上。陳子龍剛剛考中個三甲進士，分發到廣東惠州做推官，尚未到任，即遇母喪，丁憂歸家。他在野雖然很有影響，但在朝屬於新進，地位太低，又是外官，申救沒有什麽意義。於是，陳子龍便在進京後，“遍走當局稱同志者，求明石齋師，爲聖主惜此舉動。皆蹙額相向，以爲上意方不測，若申救，則益其禍”[107]。這些人的顧慮，應該說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也是比較理智的。
陳子龍在平日有交往的官員當中，沒有找到人肯出頭仗義執言，可是與黃道周素不相識的戶部主事葉廷秀，卻慨然挺身相救，結果被責杖一百[108]。道周門人莊起儔記其經過云：
葉公者，濮州人也。登第後以魏璫故，不出。既補冷曹，與先生未嘗有覿面之雅。聞先生就逮，號於曹署曰：“吾輩稱冠進賢冠，今名賢罹厄，忍復坐視耶？”呼一曹不應，又呼一曹。呼已，繼之以罵，又復呼。如此，遍呼六曹畢，無一人應者。葉公乃挺身上疏，請自代先生。
而八月旨下，先生與解公各杖八十，發西庫司問擬。越數日，而葉公之疏亦下。旗校索，葉公曰：“吾待子來久矣，請入視吾居所有。”旗校隨入，見其左側置秘器一具，右陳全襲壽服。葉公曰：“吾老母已終世，又無妻子貽累，今日惟須公輩來一了事耳。”即隨旗校同往拜杖。監杖者聞之曰：“異哉！千古乃有如此人。”葉公不行一銖一錢，諸執杖者皆愕貽不忍，下乃反輕於他拜杖者。既拜杖已，削籍回濮州。[109]
葉廷秀削籍回家，本與此案再無關係，可是，到了十一至十二月間，黃道周的同鄉國子監生塗仲吉又先後兩次上疏申救[110]，引得思宗更爲惱怒，下旨杖塗仲吉一百，並“究詰同謀指使”[111]。於是，“復詔道周、學龍對北司簿，仍即家逮廷秀”[112]。
所謂北司，是明代特務機關錦衣衛下設專門受理皇帝欽定大獄，也就是所謂“詔獄”的機構，正式名稱爲北鎮撫司，又習稱北寺。一般在這裏主要是進行拷掠審訊，審訊完畢後，大多仍移送刑部擬定罪罰[113]。與北司相對，刑部的獄訟機構習稱之爲西曹，也叫西庫。黃道周一移到北鎮撫司，即連續遭受四次嚴酷刑訊[114]，“北司帥逼供黨與，鍛煉酷極無所得。突謬指數員塞責”[115]。董養河時爲工部司務，就是在這些被胡亂指認的所謂“黨與”當中，牽連同入詔獄。
這些無辜入獄的人，都是黃道周講學的朋友[116]，董養河還是黃道周的漳州同鄉宿好[117]，確是有比較密切的交往，而葉廷秀則是在這裏，才第一次見到了他冒死論救的黃道周。道周門人莊起儔記述當時情景云：
同日對簿，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識。葉公乃向前，俯而揖問：“誰爲黃老？”先生卻就謂之曰：“是其爲葉老先生矣！”葉公乃以次鞠身，更揖曰：“斯當爲解老先生乎？”於是，相與諦視唏噓。[118]
君子互惜，相見恨晚[119]。其實不僅是葉廷秀，就連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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