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五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山海關諸處。嗣昌父子不附奄，無嫌于東林。侍郎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廣西，其鄉人爲訴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自是與東林郤。[35]

 這裏所謂“逆案”，正式名稱爲“欽定逆案”，是指崇禎二年三月，由思宗親自主持勘定的懲處魏忠賢閹黨及其依附者名單。儘管當初在天啓年間魏忠賢得勢時，曾刊佈過多達三百零九人的所謂“東林黨人榜”，欲使其“躲閃無地，翻轉無期”，即永世不得翻身[36]，但最初負責草擬在逆案者名單的東林黨人“大學士韓爌、錢龍錫，不欲廣搜禁錮，僅列四五十人以請”，思宗不答應，以爲寬恕過度，結果最後共分七等罪，列入自魏忠賢、客氏、兵部尚書崔呈秀以下二百六十餘人，刊佈中外[37]。
　　從逆案勘定過程中韓爌、錢龍錫等人的態度來看，其中或許有一部分人，雖依附魏忠賢，卻並沒有特別嚴重的劣迹。然而，郭鞏在案，卻絲毫也不冤枉。
　　郭鞏在案的罪名爲“贊導”，具體罪行是“爲魏忠賢報首參之仇，致周宗建有逮死之慘”[38]。天啓三年，郭鞏任御史職，受魏忠賢唆使，誣指周宗建、劉一燝、鄒元標、楊漣等數十人，爲熊廷弼“逆黨”，相互交結，“黨邪誤國”[39]。此前在天啓元年，熊廷弼以兵部尚書銜經略遼東，次年，因遼東巡撫王化貞庸劣無能，失守廣寧，牽連坐罪論誅，當時正羈押在獄待決。魏忠賢決計利用這一時機，傾害反對他胡作非爲的東林黨人，後來揚漣、左光斗、周宗建諸人相繼慘遭殺害，即承此端緒。因爲熊廷弼是封疆大吏，魏忠賢一夥以爲“封疆事重，殺之有名”[40]，所以要誣陷揚漣諸人與熊廷弼相結納。
　　不僅如此，爲幫助魏忠賢把持朝政，傾軋忠良，在此之前，郭鞏還編制出黑名單，供閹黨按圖索驥，一一處置。此即後來閹黨所謂“東林黨人榜”之最初發軔[41]。郭鞏因甘當閹豎鷹犬，得到豐厚獎賞，“驟遷至兵部侍郎”[42]。天啓三年二月，御史周宗建上疏論曰：

　　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案魏忠賢本名李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並傾諸異己者。鞏乃創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冊，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進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鞏說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穽陷之。[43]

 “京察”是指明代每六年一次的京官考察制度，朝廷根據考察的結果，決定官員黜陟，所以是政治鬥爭中的重大關節。魏忠賢唆使郭鞏操縱京察不成，便又採用更惡毒的手段，讓郭鞏直接羅織結納熊廷弼的罪名，置東林清流諸公於死地。
　　其實，熊廷弼不僅與東林黨人沒有什麽特殊關係，而且過去還曾經專門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44]；周宗建也是特立獨行，“持論數與東林左”[45]。只不過是因爲激於大義，秉持公道，故政見往往相通，且漸趨一致而已，根本不存在相互結黨的事情。
　　顯而易見，郭鞏是魏忠賢門下窮兇極惡的走狗，罪惡昭彰，不容寬貸，將其定入逆案，實屬罪有應得，本沒有什麽冤情可以訴說。那麽，楊嗣昌究竟要爲他開脫什麽呢？《明史·楊嗣昌傳》僅云郭鞏“以逆案謫戍廣西，其鄉人爲訴冤。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而在《明史》郭鞏本人的傳記裏，記述得比這要稍微詳細一些：

　　荘烈帝定逆案，削籍論配。我大清兵拔遷安，鞏遁去。後詣闕自言拒聘，上所撰《卻聘書》。兵部尚書梁廷棟論之，下獄坐死。巡撫楊嗣昌爲訟冤，得遣戍。[46]

原來這個無恥小人，竟然以被罪之身，又信口編造謊言，希圖邀取恩賞。結果弄巧不成，被人識破，險些丟了性命。
　　就是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惡棍，楊嗣昌竟公然爲其開脫，使之得以免卻一死，這當然要招惹東林黨人的普遍憤恨。所謂“與東林郤”，就是說楊嗣昌已經公然站到了以東林黨人爲代表的正人君子的對立面上。回想一下天啓年間閹黨橫行時，東林黨人慘遭荼毒的恐怖情形，便可以想像，楊嗣昌如此憐惜郭鞏這樣的閹黨鷹犬，自然會引起包括東林黨人在內所有正直人士的高度警覺。特別是嗣昌父楊鶴，不僅“不附奄”，當年在閹黨肆虐時，還曾以逥護熊廷弼，得罪魏忠賢，遭除名削籍[47]，現在楊嗣昌卻如此庇護閹黨幹將，顯得很是費解。像這樣連父仇都可以置而不顧，那麽他若是有意勾結奸黨，會做出什麽樣的壞事來，就更不好設想了。
　　《明史·楊嗣昌傳》謂楊嗣昌爲郭鞏開脫罪責，僅僅是以郭鞏爲其“部民故”。原因是否這樣簡單，其實還很耐人尋味。清人李慈銘謂“以其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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