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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国号考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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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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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于作者对石刻资料的统计很不完整，《全辽文》中所收辽代石刻资料尚不及近年出版的《辽代石刻文编》的一半，况且周文对《全辽文》和房山石经题记也仅仅是作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而已，根据这样的统计结果而得出的上述结论显然与史实有较大的出入，故不为辽金史学界所认同。
[6]周绍良《从石刻探讨契丹之改易国号》一文说：“似乎耶律阿保机原来并没建立国号，一直是沿用部族名称，……以‘契丹’为号。”他根据新旧《五代史》有关辽太宗大同元年“改晋国为大辽国”的记载，认为“这足以说明在使用大辽为国号之前，契丹是以晋为国号的，因之在建立大辽国国号之前，‘契丹’之称，事实是部族之称”。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众所周知，石晋自始就是辽朝的附庸之国，石敬瑭甚至向辽太宗称儿皇帝，辽朝怎么可能反过来用后晋的国号呢？下文列举的证据将表明，辽朝的国号肯定不始于“大辽”。
[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8]向南编录：《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9]阎万章：《辽〈陈万墓志铭〉考证》，《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1991年。
[10]《辽代石刻文编》第47页。参见王成生：《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年第2期。
[11]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12]《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13]《续通志》卷四一《辽纪》（一）。
[14]《契丹名号考释》，原载《燕京学报》第13期，1932年；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
[15]佟家江：《契丹首次改辽年代考》，《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刘凤翥：《契丹王朝何时何故改称大辽？》，台北《历史月刊》第36期，1991年1月。
[16]《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一）。王溥《五代会要》卷二九“契丹”门与此说大致相同。
[17]《辽史》卷七六《赵延寿传》。
[18]清初改明朝四夷馆为会同馆，掌管边疆少数民族事务，“会同”一词的含义与此相似。后辽太宗灭晋，又改元大同，“大同”语出《礼记·礼运》，是“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意思，与“会同”的寓意一脉相承。
[19]《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
[20]《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一）“契丹”、《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21]见《辽代石刻文编》第4页。
[22]见前揭《冯家昇论著辑粹》第27页。
[23]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原刊《大陆杂志》4卷4期，1952年2月；又见《姚从吾先生全集》第5集，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第35页。该文是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40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稿。
[24]岛田正郎：《辽の北面中央官制の特色》，原载《法制史研究》第12号，1962年3月；又见同氏《辽朝官制の研究》，创文社（东京），1978年，第13～14页。
[25]见《辽代石刻文编》第62页。
[26]见《辽代石刻文编》第79页。
[27]《长编》卷二三末有一条小注，谓景宗死及圣宗即位之月日，“皆不得其实，今移见岁末”。又圣宗改元统和事，盖亦不详其月份，故系于次年岁首。
[28]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四云：宋大中祥符六年癸丑（1013年），“大辽复号大契丹”。比统和元年（983年）改号说晚了30年。这一与众不同的记载不知有何根据。《释氏稽古略》系抄撮群书而成，援据虽富，然时有无稽之谈。姑存之以备考。
[29]岛田正郎认为，此次改号“大契丹”是为了纠正自太宗以来过分汉化的倾向（见前揭岛田氏《辽朝史の研究》第62页），这种解释缺乏史实依据，似乎有点想当然。
[30]见《辽代石刻文编》第110页。参见邓宝学等：《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年第9期。
[31]见《辽代石刻文编》第139页。参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辽壁画墓发掘》，《北京文物与考古》第1辑，1983年。
[32]《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8至185页。
[33]《全辽文》卷八引清张江裁《燕京访古录》。
[34]转引自《全辽文》卷二。
[35]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朔问》（下），《四部丛刊续编》本。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一三五、一三七载有辽朝于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和重熙十一年（1042年）致宋朝的三封国书，均自称“大契丹”。宋朝致辽朝国书备见《宋大诏令集》，也都称为“大契丹”。
[37]《宋会要辑稿》蕃夷二 << 上一页 [11] [12] [1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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