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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徙民会稽史事证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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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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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战国时关东列国的所有疆界范围。又东汉时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语中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而据《后汉书·虞诩传》记载，邓骘云东汉时有谚语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这更可以直接说明，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是完全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义地域概念。
不过，“关东”或“山东”有时还被用来表述更为狭小一些的地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全国划作四个大的区域，分别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如上文所述，这里“山西”与“关西”同义，“山东”与“关东”同义。这种划分，应当是基于社会的一般习惯。按照这种区域观念，龙门－碣石一线以北和大江以南的“大山东”或“大关东”地区，显然不包括在这里的“小山东”或“小关东”区域之内。
前引《汉书·武帝纪》讲徙“关东贫民”，《史记·平准书》却记述这些被迁徙的饥民，是来自遭受水灾的“山东”，两相参证，已经可以充分说明，《汉书·武帝纪》所谓“关东”，同样完全可以与“山东”相互替换，二者表述的是同一地域概念。
引起武帝元狩四年这次移民的“山东”水灾，灾情极为严重，致使当地持续歉收数年，以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为此，汉武帝在几年后的元鼎三年，又不得不“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17]。这说明这次遭受水灾并引起徙民的“山东”，是来自淮河以北，并不包括江南地区。
《汉书》和《史记》的相关记载，没有明确交待引发这场水灾的原因，实际上应与黄河的决口泛滥，具有直接关系。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18]。由于受灾区域广泛，灾情严重，武帝当即“发卒十万救决河”，但是却未能奏效。这次黄河决口的具体地点为濮阳境内的瓠子，《汉书·沟洫志》记云：
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在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
直到元封二年四月，汉武帝亲临瓠子，督率群臣身预其役，这才结束这场持续二十三年的灾害[19]。
由于河水长期泛滥，“自河决瓠子后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20]。所谓“梁、楚之地”是指汉初的梁、楚王国。《汉书·沟洫志》说河决于瓠子后，“东南注巨野”，这巨野泽周围正是梁国的属地；《汉书·沟洫志》又说泛滥的河水“通于淮、泗”，而淮河以北的泗水两岸地区，正是楚国的属地。可见巨野泽周围和泗水两岸地带，是遭受黄河水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在瓠子决口的这二十三年间，随着降雨量的增减，灾情时缓时重，故“岁因以数不登”，元狩三、四年应当就是其中灾情较重的一个时期，而元鼎三年汉武帝诏准灾民就食江淮时，《史记·平准书》更明确讲到，饥民流移的原因是“山东被河灾”。
明确元狩四年汉武帝所迁徙的关东贫民，是遭受瓠子河决水患的灾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是藉此弄清了前人未能深入探究的这次大规模移民的具体迁出地域，为巨野泽周围及其以南以泗水为中心的淮河北岸地区。这一点，不仅可以非常具体地确认，武帝所徙“关东贫民”，与江南略无关涉，而且还复原了西汉人口地理格局中的一项基本内容。其次，可以看到，这批来自淮北梁、楚故地的移民，向南渡过淮河、长江，很容易进入会稽地区，远比迁往西北边地，要近便许多。所以只要从其他方面考虑有这种需要，距离与交通条件，并不成问题。前述元鼎三年时武帝诏准梁、楚灾民得以流移于江、淮之间，就是因为基于地缘关系，灾民自然要向这一方向移动。
以上论述表明，《汉书·武帝纪》记载从关东向会稽迁徙灾民，用的应当是上述“小关东”的概念，其具体迁出地点，是河、淮之间的梁、楚旧地。会稽所在的江南，既是与此“关东”并列的地理区域，《汉书·武帝纪》谓自关东徙民于此，便没有任何逻辑抵牾了。 二、从接纳条件，看汉武帝徙民会稽的可能性
如《汉书·食货志》和《史记·平准书》所记，汉武帝元狩四年这次移民关西诸郡与江南会稽，是由于关东地区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水灾，在相继启用了“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和“募豪富人相贷假”两项措施后，仍然无法解救的情况下，而不得已采取的救济办法。除了对《汉书·武帝纪》文本的勘验之外，葛剑雄先生认为，汉武帝元狩四年时不可能向会稽迁移灾民，还有一项重要理由，这就是会稽不具备接纳大量移民的条件。他论述说：
会稽的农业生产在西汉中期还相当落后，除非粮食供应另有来源，否则绝不能安置大批移民。而在关东受灾，“虚郡国仓廥”，“犹不足”，说明关东郡国已无粮可调了，哪里还会有粮食供应会稽？
这样从解决灾民实际需求的可能性来考虑移民徙入的地点，当然很有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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