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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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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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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就发现“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来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的学生思想还是科举的一套，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19 五
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出现了社会高度分化，并导致社会角色专门化，其中知识群体与职业官僚发生了制度性的剥离，出现了学术专门化趋向。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学而优则仕”思想观念的束缚，社会体制必然限制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职业化规范的形成。美国学者赖文逊曾说过，中国“学者的人文修养，是一种与官员任务略不相及的学问，但它却赋予了学者以承担政务的资格；这种学问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需要技术效率之官员职能的履行方面，而在于为这些职能提供文化粉饰方面。”而“他们的人文修养中的职业意义，就在于它不具有任何专门化的意义”。20这种制度化的一身二任与近代社会专业的分工原则相背离。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由于政学不分而缺乏独立品格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人们要求学术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近代中国一些敏锐之士在放眼世界过程中隐隐约约觉察到这一点。薛福成是较早认识到学术专门化倾向的人士。他在文章中指出，西方人所讲求的学问“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所以西方用人“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21而严复则认为“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于是提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的办法，也就是把“名位”分为政治名位与学问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22人们在呼求学术独立之时，把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废除在实践层面上促进了仕学分途，学人摆脱了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读书做官”思想的束缚，开始关注学术的独立品格，认识到“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少人如陈垣、黄侃更是退出政坛而专心治学。
学术话语也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白话文的出现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就是例证。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读书人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23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话语的革命，更是一场意义上的革命，因为它改变了过去人们所惯习的思想活动路径。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大大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24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再次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费正清曾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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