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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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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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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乡村权力架构和政治环境极大恶化。在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乡绅势力已是软弱不堪，一些原来处于乡村边缘人物如土豪、地痞、流氓、会道门头目、帮会分子乘机控制了基层社会，“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务中捞到物质利益”。14这样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经纪人所取代。
其次体现在文化生态方面。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大多数人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在地方教化和知识启蒙中所起的作用，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15，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况且学生在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和欧罗巴、亚西亚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都市的，它们与乡村社会不仅隔膜，而且遥远，学生毕业后也不再回到乡村。这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
四
科举制度废除后，新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清末，全国各地学堂数量直线上升，学生规模急剧壮大。1906年为23,862所，计545,338人；1907年为37,888所，计1,024,988人；1908年为47,955所，计1,300,739人；1909年为59,117所，计1,639,641人；即使到了清王朝覆灭之时，学堂数量仍保持在52,500所，学生总数高达近300万人。民国时期，新学堂不断增加，学生数也猛增。1915年全国各地新学堂为129，739所，学生4，294，257人；1922年新学堂为178 ,981所，学生6,819,486人；1929年新学堂为213,010所，学生9,006,390人；1936年新学堂为320,128所，学生18,625,469人。这显然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后果。
随着新学堂的大规模兴办，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各级各类学堂配套成体系，这表明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女子教育的出现，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纳入教育中，扩大了教育对象。人们的知识结构也在废科举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新学堂猛增与教育内容更新的结果。据统计，在清末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只占27·1%，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占72·9%。民国初年，普通学校里传统的经典知识仅占8·4%，而数理化等新知识已占91·6%。16此外，课堂教学中逐步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促进了教育从高深的书斋走先广阔的社会，使普通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与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识字率。据统计，1908——1933年全国有小学毕业生714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统计全民识字率约为26%。17
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给近代新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首先是新教育出现贵族化倾向。科举教育或多或少带有平民教育的色彩，士人耕读结合，以自学为主。黄炎培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要》一书的序言中说：“科举废，学校兴，转不免多少带贵族教育的意味。”这体现在废科举后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分布在城镇，不象科举教育那样遍地开花；而且学费也可观，不象科举教育那样低廉，并且还有名额限制。人们感叹道“自有学校以来，求学机会反不如科举时代之广大。”其次是新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传统的私学教育，教师设馆教学，因人施教，这不仅有利于教师把握所传授学问之深浅，也便于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志趣的契合。而在废科举后开启的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新教育重在知识传播而忽视人格养成。它不问学生程度如何，按班组织教学，学校教育“多变成整套的机械”式的，机械刻板，“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教师也无法因材施教，“其学业之相授，若以市道交也”，师生之间“除了堂上听讲之外，绝少接谈的机会”18。这样，新教育不可能象传统教育那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人文精神。最后是新教育依然没有脱离科举陋习的侵蚀。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浸淫千余年的科举遗毒和习惯势力却不可能一下子从教育殿堂上清除。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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