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科举制度与中国政治及国民性格 |
 |
时间：2009-7-24 13:56:00 来源：不详
|
|
|
份越是分散，越易被少数股东控制整个公司，就是此理。而全民选举，若运行不好，或缺乏民意基础，效果也实在不佳。印度举行选举时，向农村贫民换取一张选票，只需一包方便面而已！一个人在生存尚无保障时，是难以产生民主要求的，给他民主，也不能好好地行使，选举徒具形式罢了。所以中国之急务，仍应经济为先。
孟德斯鸠谈到共和国中人人平等，因为人人“什么都是”；专制国中人人平等，因为人人“什么都不是”。 这两种情形对科举制的中国，均不符合。科举制度下人人“都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考试机会人人平等，实际结果却无平等可言。中国的统治者通过确定科举考试的内容来引导读书人的思想，一方面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民族精神，伦理价值观，另一方面加强了思想上的专制。至少从法律上，由于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其结果的不平等，也就为人们所接受。一项制度或一项法律即使不合正义，只要能为人们接受，就有其意义。古代社会的神明裁判就是一例。盛行于中世纪的欧洲的决斗断讼更无正义可言。决斗中失败的一方未必就是无理的一方，但他愿意接受以决斗来判定诉讼输赢，决斗就起到了解决纠纷的作用。 4．科举制度与政治腐败
中国古代政治官僚腐败与科举制度有关是肯定的。是权力就注定要腐败，是制度就必然有漏洞。人类的智慧正是在不断的腐败与反腐败、钻漏与补漏之间发挥和较量。当察举、推荐完全变质的时候，科举考试制度应运而生。这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一种FAIR PLAY 的游戏规则。为了保证公正、公平，我们祖先也挖空心思。有些办法我们今天仍在使用。在宋代，发明了糊名制，把考生姓名糊起，使阅卷者无从作弊。后来还采用代誊制。考生答卷由他人代为抄写，以免阅卷之人从笔迹上辨认出考生。
既然中国读书人把科举当作谋生手段，又加上中国历代官俸很低，不能维持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开支，做官后贪污受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西方选举制的结果是富人当选主持政府，因此只有先求富而后才可以求官；中国不然，是先求官后求富。贪官多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贪是对寒窗苦读的回报。经典上讲读书做官为了报效国家，匡扶正义，为民做主，但并不排斥由此给个人带来的名利和荣耀。虽然不能说废除科举就能消除政治腐败，但中国的腐败问题与科举制度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却不容否认。
近年来中国连掀反贪风暴。所发巨贪如胡建学、胡长清、成克杰等，均出身贫寒，引人深思。胡建学是普通农家子弟，实属不易；据说胡长青是放牛娃出身，幼时无钱买鞋，常赤足。他们无不在当官之后疯狂敛财，肆无忌惮。贫寒子弟为官是否比富家子弟更容易腐败，是个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
5．科举制度与经济、科技以及民主思想的发展
科举成为经济、科技、民主思想发展的阻碍，有以下原因。首先，科举把国民的注意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官这一渠道，冷落了其他学科和行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和风气。结果中国最多的人才是文学人才和政治人才，而少有经济、科技人才和思想家。中国在科技、基础科学方面落后，是由于科举不考这些内容。数学家祖冲之、郑玄，建筑家鲁班，物理学家墨子，均远在科举产生之前。思想家也是一样。科举考试在唐代还考数学、法律及其它一些应用科学，后来逐渐变成以儒家经典为主，至明清则成了死板的八股考试，不允许考生思想自由发挥，这大大钳制了人的思想。中国学术思想的奠基时代，是在春秋。此后再也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儒家无人超越孔孟，道家无人超出老庄，兵家无人超出二孙，法家无人超出韩非，至于墨、农诸家，则已经消亡了。
科举阻碍科技与思想进步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无世袭贵族，缺乏有闲阶级。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学科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有赖于有知识的有闲阶级，只有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同时又不为生计发愁，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抽象问题。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奔忙的社会，是不会有繁荣的艺术和哲学的。科举制在中国就造成了一种没有世袭贵族的社会状况。“君子之泽，五世而渐”。科举并非一劳永逸。子孙要做官仍需再考。这种制度是公平的，但也是有缺陷的。读书人个个忙于考试，疲于应付，哪还有心思去发展个人爱好？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奠基人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出身贵族。贵族一向被视为腐朽保守势力，然而否定其阶级特权的伟大思想家，都是从贵族内部产生的，这是事实。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由于科举制度的一定的公平合理性，缓解了制度变革的要求，是以中国出不了卢梭或孟德斯鸠。中国不仅自身缺乏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对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还有天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