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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与中国政治及国民性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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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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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度的建立，很好地克服了“政党分肥制”的问题，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生活中“一场真正的革命。”现在美国的文官队伍约有280万人。随着文官制度确立，形成了一个拥有独立利益的，握有庞大权力，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如科举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一样，现代文官制度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警惕，甚至构成对民主政治的威胁。文官是国家政令的直接执行者，他们的活动直接影响百姓生活。例如是否对外国宣战和缔结同盟由国会说了算，这对普通百姓是遥远的事情；但是否提高水电价格和规划城市，却近在百姓身边。所以说，不论是否三权分立，实权仍是掌握在行政部门即文官手中，他们是国家的实行控制者。而且文官不由选民选举，不对选民负责，又不受政党控制。总统虽有罢免文官的权力，但程序上之复杂使此权力形同虚设。没有文官的配合，总统的意图很难实现。官僚主义、有令不行、执行政令有违本意的事情在美国并不少见。如何防止文官“阉割总统的政策”，是“历史上每位总统都遇到的问题”。历次文官改革也都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中国的科举制度，既创造了世界上最早也最成熟的文官制度，同时也为反对官僚主义提供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在我国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许多措施是历史上早已有过的，并不是我们的创新。这不怪我们缺乏创造力，而在于古代许多制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因此有着很强的生命力。科举就是其中之一。通过考试选拔官员与由上级任命相比，显然优越。所以近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已形成气候，许多地方政府也把一些中低职位如处长、局长甚至厅长拿出来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近期湖南省就公开招聘了文化、建设等数名副厅长。制度出台，问题随之产生。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人类对抗自身的劣根性，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
3．科举与中央集权专制
按韩非子的说法，封赏之权乃人主之权，若与他人分享，就是削弱人主之权威。用人权正是如此。贵族制下也卿世禄，封赏虽始于天子，但封赏完毕，天子就无权剥夺和改变继承人。所以有贵族“可以被杀死却不能被剥夺身份”的说法。自然，天子权威是有限的。汉代的察举制，察举权在下不在上，是把天子用人的权柄放给了郡县长官，也是不妥的。科举制度在避免主观、力求公正的前提下把取人用人之权完全收归中央，有效地增强了中央权威。说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科举制度是一个重要方面。统治者通过调整科举考试的内容，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儒家思想由于被历代列为考试经典，从而成了天下读书人思想的统领，也成了中国人思想的统领。儒家思想的崇高地位，是科举造成的。
在唐代，由于科举对因门第荫封而得官的世家大族构成威胁，受到它们的反对。由此导致了绵延数唐代两百年的朋党之争。一方是科举出自身的官员，如张说、张九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元载、杨炎等；另一方是世袭官僚为首的一派，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就十分瞧不起科举得官的寒门子弟。他认为世族子弟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主张朝廷显官，应由他们担任。“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治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 他这种主张旨在维护特权，显然是反动的，听去却也似乎有一定道理。两派的斗争十分激烈。根深蒂固。一派得势另一派必定遭殃。唐文宗感慨地说：“去河北之贼（指藩镇势力）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朋党之争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存在，安史之乱后进一步发展。代宗、德宗时，世族的李揆主持朝政，轻视出身寒门的元载。元载后为宰相，重用进士出身的官员如杨炎等。再后来刘晏掌权，杀元载。杨炎为相后又杀刘晏为元载报仇。后来范阳大姓卢杞做宰相，又杀死杨炎为刘晏报仇。贯穿唐中后期的朋党之争，实质上是自魏晋以来形成的山东士族与唐高宗武后之后由科举而入仕的新兴官员的斗争。是“新旧两统治阶级之斗争”。 也是以中小地主为代表的平民阶级向贵族特权阶级的挑战。特权阶级屡次试图废除进士科取士，强调门荫，均未成功。平民取得决定性胜利，则是在宋代才实现的。朋党之争中，皇帝总起来说是倾向于科举派一边的，但又不能过分偏袒。科举有利于中央集权，世袭门荫则容易培养地方势力。皇帝的态度是不难决定的。让两派争斗，皇帝从中可以起到巧妙的平衡作用，所以有利于维护皇帝权威。再者，平民毕竟为多数，世族只是少数。照顾平民利益有里利于皇权的稳固。所以李德俗、郑覃等人请求废进士科时，均被皇帝否决。
前面讲到科举是向平民开放政权，包含有民主色彩，今又谓科举有利于中央集权，似乎矛盾，其实不然。权力分享者越是广泛，就越容易形成少数人的控制。如同今日之股份公司，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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