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轨，也是世界其他古文明研究开发的惯例。例如自从德国人施里曼、英国人伊文斯自筹费用到土耳其，先后发掘出特洛伊文明等事实，标明世界级的人类古文明，无一单纯是靠本土学者参与，和政府单独出资完成的；世界其他古文明的发掘和承认，都是国内和国际学者、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努力的结果，如埃及在内的古文明的年代学，都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不然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由我国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有近200专家学者直接参加、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王表年表公布后，遭遇海外抨击置疑未与国际接轨，即只有大陆学者参加没有海外学者参与，只有政府投资而没有民间出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解释：政府投资是我国的国情；“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而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李学勤的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如参加“工程”的江晓原先生，就认为他个人的研究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而一些海外持异议的学者也主要认为，“工程”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年代问题，如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Nivison教授，创立有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他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有关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指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日本学者成家彻郎也指出，“工程”学者有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问题。
早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江晓原先生自然清楚，不说认定盘古--嫘祖文明，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这令人愤愤不平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但事情也不全如此，我国的历史文献材料，有关中华远古文明的王表年表不乏，由于夹杂封建迷信、神话或政见问题等种种原因，被毁或弃置不用的不少。如杭州市政协第一届副主席、浙江学人钟毓龙公布的尧年王表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因开头的政治问题，解放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再版。
这里我们想起支持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的“工程”派学者，他们说，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但有海外学者反驳说，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如《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可见，夹杂封建迷信、神话或政见等问题的文献材料，是可以剥离的。
而证明盘古--嫘祖“文明”的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如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就是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六千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我国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天津的王襄老先生也曾公布过一块从四川绵阳得来的石碑，他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的，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而刊出供鉴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其次，我们不能不如实报道，１９４９年新中国的解放，由于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四川省仅在盐亭县就有数百特定环境中和革命发展不合拍的人物被镇压；大批收缴中的有关古书籍、古文献资料被焚烧，数十座远古山寨城邦遗存被拆毁；其中，在文革结束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消毁证据的事情。而今天，６０岁以上活着的人中，嫘祖故里四川省盐亭县还能找到成十上百的这些见证人到场作证。
其实，我国已创立有自己的年代学理论，这是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引出的“落后侵略先进”史观：以目前传流的盘古王表追寻中华古王国的起源，透过原始的龙凤经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