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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作家对古希腊城市的论析——基于雅典城市的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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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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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侧的斜坡上，建立了雅典最古老的、雅典人共同体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阿果拉（αγορα，Agora，也名“提秀斯广场”）[14]（p．298）。从公元前6世纪初起，在提秀斯广场的西北侧建起一些公共建筑，开始摆设路摊。广场周围以及通往广场的街道，渐渐变成私人店铺和手工作坊的密集区。昔日作为雅典人日常集会的广场，如今也是商品经济活动的市场。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增加。其三，提秀斯为纪念雅典娜女神，规定在雅典历的一月举行祭典，庆祝“统一节”。这一祭祀活动则使雅典城开始具有宗教文化中心的功能。因此，提秀斯改革使雅典从一个以卫城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居民点的设防聚落中心，逐渐发展为初具政治、经济、宗教功能的城市。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希腊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古代希腊城市也普遍兴起。发生于此间的、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Colonization）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分布空间的扩展。“殖民运动使希腊城市扩展到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西至意大利和西西里”[15]（p．148）。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母邦城市（mother city or cities）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Miletus）所建的殖民地最多，大约为30个，其次是优卑亚岛的卡尔息斯城（Chalcis），希腊本部的麦加拉城（Megara）和科林斯城（Corinth）[16]（pp．160～162）。这些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邦城市保持联系，模仿母邦的政体，与母邦结盟、开展贸易、发展工商业等。因此，不管“殖民运动”的动机如何，其最终结果无疑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表现为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活跃[8]（p．164）。“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17]（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期（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盛期。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0—公元前560年）执政期间，在卫城以南的山脚下，又兴建一座新广场，称为“梭伦广场”。梭伦广场长200米，宽250米，主要用于体育竞技比赛和文化娱乐活动。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梭伦广场四周也建立了一些神殿和其他公共建筑设施。“梭伦是真正意义上的早期阿果拉的创建者”[18]（p．81）。随之，在雅典卫城周围，以提秀斯广场和梭伦广场等新旧广场为核心，形成一个全新的居民区“下城区”。过去作为城市核心的卫城，现在主要是雅典人的宗教圣地。至此，雅典城市最终形成———雅典由设防的聚落中心变成城与市融为一体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古典时期以前，古希腊城市的发展基本没有规划，城市规划理论十分有限[19]（p．4）。善于创造、富有天赋的希腊人并没有创造出城市规划的方式，没有刻意地去创建一座新城市，而是自由地任其发展。希腊的城市规划源自近东[19]（p．31）。公元前5世纪，“实际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规划的产生，在这个时期，建筑师们已经设想了理想城邦的建筑式样，虽然并未被美学理论接纳为主流，但还是努力付之于实践”[7]（p．15）。尽管无从知晓古希腊的城市规划理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其最初应用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伊奥尼亚，尤其是在米利都城市。城市规划中最基本的式样为所谓的“格状或棋盘式”（gridiron or chess－board）设计[7]（pp．20～21）。希朴达姆斯（Hippodamus）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杰出的城市规划设计大师，亚里士多德认为其“开创了城市的区划设计方法并为庇里尤斯港完成了整齐的道路设计”[20]（Ⅱ，8，1267b25）。
城墙不一定是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性规划建筑，但它通常是古代城市的最后防线。古希腊城墙出现的时间最早不过古风时期（The Archaic Age，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最早的城墙可能始见于伊奥尼亚。那里的城市面对强敌的不断入侵而不得不修筑城墙进行防御。欧洲大陆随其后出现城墙。早期的城墙结构简单，一般是在碎石垒成的台石上铺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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