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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提比略统治早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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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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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景在头脑里共存？
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军队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已发生的变化，可以提供解释。内战结束后，意大利本部已无力再向军队补充新兵，于是只有向罗马化了的行省，甚至是东方某些地区征募，这些外省人的“坏风习”改变了军营里亚平宁农夫的单纯质朴，骄奢倾向日渐严重，终于酿成祸患。如果情况属实，难道策略性的安抚和镇压清洗能在短短数月间将他们锻炼为耐劳果敢的精兵吗？再者，罗马化[毋宁说是表象的罗马化]的典型即是耽于物质享受，放弃自由精神；更不用提那些从埃及，小亚和色雷斯来到驻地者，对于“王”的崇拜更可谓根深蒂固，他们会为了虚妄的平等而放弃既得利益[详下]吗？由此可见，《编年史》夸大了哗变的规模，而这部分资料，应是来源于帝治初期带有共和倾向的史家，原作者试图通过反映独裁统治确立后社会混乱的局面，从而引起人们对共和制度的怀念。对哗变的描写也是情绪化的，与塔西佗在整部作品中客观理智的风格甚不相融。
自奥古斯都的军事改革以来——其实改革的目的也是为适应政体，军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多数人并非罗马公民，但只要他们善尽士兵的义务，并能初步的说，写拉丁语，通常情况下都可于服役期满后获得公民资格，仕途得意者在军中享有优厚待遇，或被纳入文官系统，为皇帝效劳。要知道，卡里古拉即位前，恺撒们对于通过其他方式授予公民权的态度几乎到了严苛的地步，因而罗马公民资格在外省人眼中自然成为一种很高的特权。作为罗马人民中正处于统治地位或即将处于统治地位的分子组成的军队，又有什么理由存在政治问题或政治欲望呢？
关于哗变领导者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仅存的记载是关于潘诺尼亚驻军头目佩尔肯尼乌斯的[因为两处哗变时间相近，经过也大致相同，这里且共同分析]，说他“早年在剧场里干过领头喝彩的巷道”，根据我们对这一职业的了解，他大约是释奴出身，尽管这人很善于拨弄是非，但他的号召力真是一呼百应，或者说得到同侪的“热烈赞同”？罗马军团里有不少人在参军前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将自己的处境视为飞黄腾达的机会，对于一个微贱的释奴所发起的成功几率至小的叛乱，显然不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如果注意到以上疑点，或许有助于得出新的认识。
这里尤其要指出苏维托尼乌斯《十二恺撒传》的失实之处，卷四第一节“当奥古斯都驾崩的消息传来时，所有的军团都坚决拒不承认提比略为帝，而拥戴他[日耳曼尼库斯]接管最高权力”，当然我并不否认参照这段话能让我们更加接近真相。所谓争取平等的“哗变”至此成了形式上的“拒绝承认”，那么，是否日耳曼尼库斯在这场策谋中的作用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呢？或者还要将时间后移，关于他试图反对提比略所进行的活动等一系列不光彩的记录，在其子卡里古拉执政时被篡改或销毁。假设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为基石，因此我不打算就日耳曼尼库斯的真实目的展开想象，仅就“所有军团都坚决拒不承认提比略为帝”略作论述。《编年史》和后世研究者已经明确了“哗变”范围，即日耳曼尼库斯统帅的八个军团及潘诺尼亚布莱苏斯统帅的三个军团，仅为当时军团总数的二分之一弱，说是“所有军团”未免太过夸张。此外，其中最为善战的第一军团[“奥古斯塔”]曾从提比略手中领受军旗，第二十军团[“瓦勒利亚”]（则是他亲自组建征募的，并屡受赠赐为数颇丰。提比略本人也曾两次治理日耳曼，一次治理潘诺尼亚，深受部下爱戴。这样的情势在数年后突发逆转，士卒都愿为日耳曼尼库斯效死，未免过于浮诞。
四
对于两次日耳曼战争的意义，无论认为是打开局面势所必行，或纯为将问题外界化的手段，见仁见智，本就不须唯一标准，但至少我们能够明白，这绝非无意义的发泄。它的胜利使帝国北疆保持长期了长期的相对稳定，即使在提比略老迈昏聩的晚年，社会经济依然持续发展，惯性延续到朱里亚斯—克劳狄家族统治末期。客观上为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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