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是一对时髦的名词，大致相应于古语的古与今。但今人对这对名词的理解，无疑要比古人丰富得多。上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了半复兴，但与先进民族相比，仍处于落後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对中华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出现各种议论，归纳起来，无非是全盘继承、全盘摈弃或是有选择的继承和摈弃，至於如何选择，又各有看法。

    研究中华古史的人，自然是对传统接触最多的群体之一。就我个人的感情和心态而论，其实是矛盾的，有时觉得可爱，有时又觉得可憎。

    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无产阶级要与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作澈底的决裂，单纯从口号上看，似乎非常革命。但当经历了十分惨重的全民族劫难之馀，人们终於醒悟到，那次劫难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中华古代坏传统的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和发扬光大而已，不过是以最革命的旗号，复辟着最反动的传统。

     在经过了痛苦的反省和思考之后，我终於醒悟到，“从坏的方面看，中国传统政治的       最大特色便是专制和腐败。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而腐败又必然依赖专制。这亦可谓是一对       难舍难分、形影不离的传统政治遗传基因”。[①]“我们民族的坏传统”，“可否概括为专制、愚昧和腐败六字”。[②]所谓愚昧，可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民众缺乏文化教育，二是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三是有文化的统治者也可以做出愚昧的决策。历史证明，绝顶聪明的统治者在某些场合可能利令智昏，做出绝对愚蠢的事。

    但是，在面对一些力主全盘摈弃传统的议论，我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又捨不得完全割弃传统，主张对传统实行四分法。“五四运动楬橥民主和科学两面大纛，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但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免失之偏颇。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大致总有好的、坏的、适用的和不适用的四个部份。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继承本民族好的、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应当吸收外民族好的和适用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华民族处於先进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傲感，不易虚心体察和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反之，当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处於落後地位时，或不免产生自卑感，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看得一文不值。更有甚者，则是本民族与外民族坏的、应当废弃的历史文化传统反而极度膨胀，恶性泛滥”。[③]

近日阅读《纪念李慎之》一书，此书第１７３页谈到，李慎之先生“炽爱中国，所以他对拖住中国使之沉沦的势力与习俗十分疾恨”，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二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力主进行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从中华民族的实际状况看，进行一场以批判专制主义为中心的新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客观需要，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任何政治权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