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作进一步思考，中华的传统主要可否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而两者似有所       差别。中华文化当然有其优点，否则就不可能创造曾经领先于世的灿烂古文明，也有其缺       点，否则就不可能在近数百年间落伍。例如方块字、中医、书法、国画、古乐、民乐、诗词歌赋、戏曲、曲艺、中国建筑园林、中华烹饪等等，都属文化传统，却不一定必须与专制主义挂钩。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中华文化传统也确是以专制主义意识为指导思想，专制主义意识至今仍在毒化中华民族的心灵，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批判的。

     即使就政治传统而论，只怕也不宜将它说得一无是处。例如中国古代也有忧国爱民、       清正廉明、直言敢谏、举贤任能、忍辱负重、临危授命等好的政治传统，至今为人们所称       道。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的箴言，为人们所熟知。但是，若对古史作整体考察，好的政治传统无疑不占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非主流政治传统。至於专制、愚昧和腐败，却在中华古史中占据主导地位，可以命名为主流政治传统。本文主要结合宋代的史实，对主流政治传统再作进一步的揭露、论述和批判，今列举如下。

    一、草菅人命：马克思曾深刻地批判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是轻视人，蔑视       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       能靠兽性来维持”（《马恩全集》第１卷第４１１，４１４页）。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       明太祖光是胡惟庸、蓝玉两案即滥杀五万人，清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厉行惨酷的文字狱，       从秦代的“夷三族”扩展到七族，隋炀帝又扩展到“诛九族”。[⑤]中国有一条自古相传的残酷老例，抢江山就不须顾及百姓死活，大量屠戮和虐杀无辜，被视为天经地义。如此之类，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兽性。

     宋政似乎有“宽仁为治”的外貌，但宋仁宗天圣诏中也承认司法腐败，“有司巧避微              文，一切致之重辟”。[⑥]重辟和大辟就是死刑。史称宋徽宗时，“吏因缘为奸，用法巧文       　寖深”。宋理宗时，官吏们“擅置狱具，非法残民”，私设“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毒刑，受刑者“痛深骨髓，几於殒命”。[⑦]宋朝出了如岳飞“莫须有”（岂不须有）那样的千古奇冤，体现秦桧意志而上报的量刑，还是将岳雲定为徒刑，其实只是削一阶官位，罚铜二十斤，宋高宗却对涉案的九人全部法外加重刑，将岳雲超越流刑，定为斩刑，这同样充分体现了专制的兽性。

    中国人也并非没有强调“人命关天”，[⑧]此种观点正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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